关于蒲松龄，《辞海》第690页这样介绍：“清文学家，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早岁即有文名，但屡应省试皆不第。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宝应(高邮)作幕客外，都在家乡为塾师。家境贫困，对人民生活有一定的接触……”这样的介绍，就让这位鼎鼎大名的山东籍文学家，与远在江苏的宝应、高邮两地有了联系，也为蒲松龄中年一度南游宝应、高邮的说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根据。

蒲松龄早有文名。顺治十五年(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进学，受到山东学道施闰章的奖誉，荣极一时。但是时运不济，以后的每期科举考试，都因与八股文跑偏了题而名落孙山。迫不得已，只得开馆授徒，做起一位清苦的私塾老师。

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的同窗好友孙蕙任江苏省宝应县知县，特地聘请蒲松龄为幕僚(师爷)一同前往。

明清时期，地方主管官吏可以聘请几名有才干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方面的事务。他们不是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工资由主管官吏支出。不过主管官吏的薪水里，就包括这一项开支。他们的称谓叫“幕僚”“幕宾”“师爷”;也叫“佐幕”“幕友”“驿幕”等。

蒲松龄便于这一年秋天，从山东老家淄川南游宝应。第二年春天(康熙十年)，孙蕙调署高邮州，蒲松龄同船随行，于三月二十八日来到高邮。时年蒲松龄31岁。

蒲松龄与孙蕙站在甲板上，望着高邮湖一望无际的水势，看着南来北往的船只如梭，不禁想起了家乡。他随口吟咏起民间俚曲《采莲曲》：“两船相望隔菱茭，一笑低头眼暗抛。他日人知与郎过，片言谁信不曾交。”(《蒲松龄诗集》)茭，茭白，高邮湖上一种水生植物，可食用。这时，蒲松龄、孙蕙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上得岸来，看到大运河上下、高邮城内外，到处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两人不禁心凉了半截。再看看高邮的驿站——盂城驿，银库库底朝天，驿马骨瘦如柴……其时，高邮盂城驿已经被“裁驿丞，归州县”(裁减驿丞一职，驿站归州县管理)，盂城驿的驿务，归高邮州官管理。管理驿站驿务的幕僚，就叫做“驿幕”，蒲松龄这时分管的就是“盂城驿驿幕”一职。

面对盂城驿穷困潦倒的现状，孙蕙也一筹莫展，蒲松龄更是无计可施。没有办法，孙蕙只得叫蒲松龄代为起草一份呈文给扬州府，恳词陈情。正是这篇呈文，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新一版《蒲松龄集》时，经过考证，认定应归于蒲松龄文集，将其收入《蒲松龄集》，列“第一卷”，并给该文名之曰《高邮驿站》。《蒲松龄集》中的属于“文告”这种文体的共有18篇，主要就是他在宝应、高邮两地做幕僚时期代写的公文。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后人研究清代初年宝应、高邮的真实资料，同时也成为蒲松龄敢于陈言、廉洁奉公的优良品质的珍贵史料。

《高邮驿站》呈文如是说：“站银毫厘莫辨，差使斯须难支，下吏穷于请，倒发在于呼吸，谨沥血呕心，仰求鉴，伏祈早书长策，以救一线危驿……”因为“夫邮邑值从来未有之奇荒”，造成盂城驿濒临倒闭。“就是(我)粉身不足充夫马之度支，锉骨不足救驿站之倒毙。若不早为决策，妄自苟延，恐后日遗误地方，即席待命，已为朝廷之罪人矣。”

清朝初年，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的规定，是严格的，对违反条例的处理又是极其严苛的。呈文说:“按新例，应付稽延，纤夫数者，降;驿马缺额，不行买补者，革……”

呈文还说：“……且高邮(盂城驿)之马，自佟知州在任，蒙驿道查站，二月内已缺额三十余匹，然尚有中膘三十匹，以竭蹶供应，而及卑职莅任，膘者已瘦，而瘦者已死矣。于今合驿不上瘦马三十匹，谓可以供七之差使否乎?”鉴于其时，整个黄河下游、江淮流域水灾连天，事实上这些条例也无法兑现。

呈文最后说：“今又抢地呼天，冒死陈情，所望于台者，一则另委员，以分重责;一则速谋通融，以保危驿，卑职尚得生全耳。”孙蕙和蒲松龄面对现实，也只能“冒死陈情”，乞求上级主管部门网开一面，拨款挽救岌岌可危的盂城驿。孙、蒲这个举动，在当时可是把乌纱帽拎在手上的，甚至要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蒲松龄在《高邮驿站》中所说的“夫邮邑(高邮)值从来未有之奇荒”是千真万确的，绝无半点夸大虚构之词。

笔者查阅《高邮州志》，其记载十分明确：

顺治十六年(1659年)黄河决，水灌高邮湖;

康熙元年(1662年)淮水东下，堤决;

康熙四年(1665年)，大水，堤决。七月三日大风雨，高邮湖水涨，城市水涌丈余，一片泽国;

康熙七年，六月，大风雨十日不止，高邮环城水高二丈，城乡溺死人民无数;

康熙八年，清水潭堤决;

康熙十年，淮水涨，清水潭堤又决……

《高邮州志》言之榷榷，高邮水灾如此严重，一线之危驿盂城驿的日子能好过吗?

事实上，自南宋以来，黄河“夺淮入海”，对江淮地区造成连续性的危害。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黄河上游生态破坏严重，使得黄河的泛滥、改道的频率加快，治理黄河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根据统计，清·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黄河大决口就有15次。清·康熙初年(1662年-1677年)黄河决堤更是达到惊人的67次。

蒲松龄生活在报喜不报忧的那个年代里，各级贪官庸吏只有糊弄上级的本事，哪管老百姓死活。高邮盂城驿的报告送达后，扬州府台、江苏上峰勃然大怒，最后只有让盂城驿驿幕蒲松龄引咎辞职，当一个替罪羊了事。而高邮知州孙蕙孙老爷火速用银子消灾，层层歇事。事后，孙蕙调任京官，擢升户部给事中，做起了堂堂正正的五品大员。至于蒲松龄，于当年秋天(八月)就打道回府。他反正穷也穷惯了，继续做起他的教书先生，结束了不到一年的师爷“仕途”，对“官场生活”就此浅尝辄止。

但是，不可小看蒲松龄这一年的“南游”。它不仅让蒲松龄领略了江淮大地的异乡风情，也让蒲松龄饱尝了宦海浮沉的凶顽。笔者曾参加过“蒲松龄著述新考”研讨会，会上高邮、宝应的文史学者，就深入阐述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就是取材于高邮、宝应的某地和某某事件。

回到家乡，蒲松龄老先生继续“头悬梁锥刺股”，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秋，再次应乡试。他满腹经纶，笔走龙蛇;洋洋洒洒，一泻千里。正在他得意洋洋，信马由缰时，一时头脑发热，竟把答题答到卷幅之外，形成“越幅”，被判零分，结束了他的仕途梦想。

一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蒲松龄赴青州考贡，被录取为“岁贡生”。其时，他七十二(虚)岁，已经是“范进”式的老贡生了。“行将就木”的蒲松龄，于四年后的正月二十二日，依窗正襟危坐，平静辞世，享年七十六(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