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于1920年3月5日(农历庚申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降生在高邮城东大街。那一夜，想必满街的花灯都为他亮着。他在家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后又负笈江阴、淮安读完高中。十九岁那年离开高邮，考取了昆明的西南联大。从此，故乡便成了身后愈来愈远的背景。直到1981年10月10日，阔别四十一年之后，他才终于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1986年10月27日，趁去上海开会的间隙，他又匆匆归来，只住了一天。1991年9月29日，他最后一次偕夫人施松卿回乡，住了八天。每一次归来，都像是游子终于触摸到了记忆的根须。高邮，于汪曾祺而言，是魂里梦里都放不下的地方。那些人物、地名、故事、风俗、人情、特产、方物，一一刻在他的心里，流淌在他的笔下。他留下的两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里，有一百多万字与高邮有关——可以说，他一生都在用文字回望故乡。

姚维儒先生比汪曾祺先生小三十岁，也出生在东大街，在东大街长大。他敬重汪曾祺的为人与为文，认真通读了汪先生的作品，悉心研究，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汪曾祺文章中写到的那些高邮地名，他了如指掌，一一走访老街坊，打捞那些即将湮灭的记忆，查阅大量资料，挖掘每个地名背后的历史、故事、风俗、人情与文学意蕴。他让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更加丰满，故事更加生动——那些文字里氤氲着烟火气，充溢着人情味。他为学习、研究、宣传汪曾祺的作品与精神，开辟了一条新蹊径，曲径通幽，别有洞天。

他本是悬壶济世的医者，退休之后，重拾少年时的文学梦，潜心走进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医者仁心，与文者童心，在他身上奇妙地融汇——医生的细致与耐心，让他能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发现常人忽略的细节。他写出多部研究著作，成为高邮本土深具分量的汪研专家。眼前的这部《汪曾祺的乡愁地理》，正是他以医者的精准与文人的温情，为汪曾祺笔下的故乡树起的一座文化地标。

《汪曾祺的乡愁地理》(以下简称《地理》)，写了高邮的四十八个地名，大致涵盖了城乡的地名文化，清晰地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高邮地名，是汪曾祺与故乡情感联结的纽带;他笔下的地名，既是地理坐标，更是饱含温情与深情的文学符号——它们启智、育人，如春风化雨。汪曾祺的文章中有八篇写到了草巷口，草巷口因此成为他文学地图上的重要地标。他所写的人物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有机统一。

《地理》还揭示了汪曾祺艺术塑造人物的创作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汪曾祺深谙此道。他强调“生活真实，精神传神，人道关怀与文化根脉”，要“贴”着人物写。《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但都是有情有义、有尊严的市井人物，读来如在眼前。

汪曾祺的作品特别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与文化传统。他写到儒家、佛家、道家的思想，但自己说“实近儒家”。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与义——仁者爱人。他与他笔下的人物，爱祖国，爱家乡，爱他人，爱家人，爱自己，爱事业，爱山山水水，更爱家乡的风俗、风光、风物与人情。那份爱，真挚、浓烈而深沉。他爱笔下的人物，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古今文化都爱，连古典文化在他的笔下也闪耀着新时代的光彩。什么是义?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甘愿舍去自己的利益。仁是内心的修炼，义是外在的践行，以仁义养成一身的浩然正气。在他眼里，生命无不美好，事物无不美好，岁月无不美好。《异秉》中的陈相公模仿王二“大小便分清”，一心想发财，好改变命运，孝养母亲;《受戒》中的明海与小英子，那份诚朴、纯真的爱情，让人心里一暖;《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的恋情，连大淖人都感到骄傲。十一子被保安队刘号长打伤后，二十多个锡匠挑着担子沿街游行，要驱逐刘号长，“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风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十分动人”。还有《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急人之困，助人为乐，事后“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这些，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平民百姓身上的仁义道德与文化传统。

汪曾祺似乎格外看重家住臭河边尽头螺蛳坝卖菜的薛大娘。他专门写了散文《薛大娘》，又在小说《一辈古人》中专写她。她为青年人牵线搭桥，“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保全堂的管事吕三(蒲三，真名卢润昌)，她约他来家，“不图什么。我喜欢他。这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他嚼去吧。”汪曾祺认为“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太太小姐完全不同”——这分明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挑战。

《地理》的创作，还注重发掘和探究汪曾祺笔下地名的审美价值。美，是人们生活的最高境界。审美的本质，是一个人价值排列与情感认知的总和。审美感是人的最高精神感知，在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人们应当在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歌颂美，创造美——从而获得智慧、信心和力量。小英子崴荸荠时在泥地上烙下的脚印，是美的;巧云和邻居的姑娘、媳妇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莲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鬓一侧插着大红花，是美的;薛大娘身材外靓，“眉宇间有点英气，算得上是个一丈青”，是美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患难之中见真情的友谊，更是美的。

《地理》中多处写到汪曾祺对家乡特产风物的喜爱与赏识。高邮鸭蛋、界首茶干、炒米、焦屑、咸菜茨菇汤，虎头鲨鱼、昂刺鱼、蒌蒿、荠菜、杨花萝卜，还有多种野菜……都是寻常百姓心头上的真美。

汪曾祺笔下的家乡水，也是美的，是一种和谐的美。他在《菰蒲深处自序》中写道：“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记忆中的人和事多有点淡淡的水气，人的性格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我的家乡》中写运河，写水的湿润、平和、坚韧。他在十多篇文章中写到家乡的水——家乡的水，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和他的创作风格。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写道：“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和谐，是一种高层次的美。《荀子》中说：“和合故能谐。”他要给“人间送小温”，“有益于世道人心”，“再使风俗淳”。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毕生的作品，都在促使人间的一切变得更加和谐。

《地理》每篇文章的末尾，一般都有一段小结，实乃点睛之笔，“卒章显其志”。在《竺家巷与竺家小巷》中，最后写道：“竺家巷与竺家小巷，一为‘家’与‘根’，一为‘师’与‘脉’。它们共同构成汪曾祺文学灵魂的‘双螺旋结构’。这里的故事，不仅仅是名人的轶事，更是关于家园的记忆、师道传承、乡土中国如何滋养一个伟大作家的深刻命题。”——这段话，说得极好，是精彩的标志。

《地理》的成书，是作者受民政部门委托而作，也为文旅有机融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高邮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文学之乡，是国家全域旅游城市。汪曾祺的作品已经走向国际，慕名来邮的人日渐增多。《地理》不仅是高邮文旅的地理坐标，更是文学坐标、情感坐标。阅读汪曾祺笔下每一个地名的故事、历史、人物、风俗、人情、特产、文物，一定会深有所感，深有所悟——那里面，是人们平平常常生活的本真，充溢着烟火气的温润，看得见每一位平凡劳动者的灵魂，辉映着精神原乡的永恒。

高邮文旅正在将东大街建设成汪曾祺文化风情一条街。到那时，每一个地名都会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旅游者驻足、流连，在汪曾祺这位可爱的老者的精神文化氛围中“浸泡”——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新生活，奋发前行，将家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维儒先生已写过几本关于汪曾祺先生的专著，《地理》完稿后，嘱我作序。此书笔锋自带情感，一“汪”情深，情理俱佳，确然可观。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