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历代文风昌盛，文坛人才济济，十分活跃，名人佳作层出不穷，世人常常羡慕地称之为“高邮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古而然。高邮的先贤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对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究。此前约 300 年，雍正《高邮州志 · 风俗志》记录了一位先贤探索的结果。他说：“古志，高邮民俗多好谈儒学。《传》曰：‘文者，纹也。’水广生纹，高邮之水丰，故多文学之士。”高邮编纂地方志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这位先贤所援引“古志”应该是一部较早版本的高邮志书，而“高邮民俗多好谈儒学”的记载就出自这一“古志”。“儒”可理解为儒家、儒学，通俗一点说就是文化、文化人或读书、读书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北宋高邮文坛的几位硕儒名流：“宋孙、乔、崔、秦诸公，以文章、政事显，郡遂与齐鲁等。”正是出现了孙觉、乔竦父子，崔公度和秦少游等名重于世的杰出乡贤，高邮得以与孔孟故里齐鲁齐名，被誉为“齐鲁之乡”。至于高邮民俗“多好谈儒学”的原因何在?这位先贤引经据典，从经典中找出了依据，找到了高邮“多文学之士”与“高邮之水丰”的内在联系。他进一步说：“邮居淮扬之间，土高而广于水，俗厚而勤于稼，人足于食，有鱼稻之富。旧志：其人士淳朴，喜业儒，自汉晋以来，无流靡风。”这里所援引旧志，大约是一部稍晚于前文所引古志的高邮地方志吧。书中陈述，高邮地处淮扬之间，自古为鱼米之乡，民风淳厚，而“喜业儒”的风俗则可以追溯到汉晋年代，即两千多年前高邮建县之初。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邮丰茂的水源对文化人的影响是自然而然、无处不在的，有时候作家本人甚至是不自觉的。高邮籍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法国作家安妮居里安女士问他：为什么你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汪曾祺恍然道：“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那么原因何在?汪曾祺后来给出了答案：“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从人的性格到作品的风格，水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全面而彻底的，然而许多年来，他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倒是一个外国作家的提醒，他才心悦诚服地表示认同。阅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和《故乡水》等一组以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我们能强烈感受到那种无处不在的水的韵味，体味到那种与生俱来的亲水情结。

往前推至北宋，高邮籍著名词人秦少游的代表作《鹊桥仙 · 纤云弄巧》被盛赞为千古情词绝唱。世人特别欣赏词的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评价其是“化臭腐为神奇”的神来之笔，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然而有词评家特别提醒读者，要仔细咀嚼“柔情似水”四个字。秦少游是一位纯情的抒情歌手，“情”是少游词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个情是婉转缠绵、似水一般的柔情，而正因为如此，秦少游被后世尊为“婉约词宗”。明代高邮籍著名词评家张綖在《诗余图谱》第一次提出“豪放”“婉约”分派之说，并概括其特点说：“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当代著名秦学大家徐培均评价少游词“淡雅清丽，凄婉流美”(见《秦少游年谱长编》)。而对于形成少游词这一特点的原因，许多词评家十分自然地将其与秦少游的籍贯联系起来。秦少游生长于水乡高邮，家乡的水对他的影响是从性格到作品全方位的渗透。秦少游号淮海居士，又号“邗沟处士”，直接将自己的字号与古邗沟联系在了一起。他生出水一般的柔情，写出柔情似水的情词，完全顺乎情合乎理。不仅是词，他的诗也一样萦回着水的韵律。如诗歌《送孙诚之尉北海》，开篇四句最为高邮人津津乐道：

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

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

诗歌形象地描绘出高邮作为“盂城”“水城”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特征，高邮也因此有了“盂城”这一雅称。

受高邮水影响的远不止秦少游、汪曾祺。《高邮州志》将高邮文风之盛归因于水源之丰，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四个字：地灵人杰!四个字换一个顺序，说成人杰地灵也一样成立。水之清纯、水之柔美、水之韵律融进了古往今来高邮人的血脉，流进了南来北往于高邮的文人骚客的心田，又为他们挥洒笔墨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对象。王鹤先生编纂的《古代诗词咏高邮》，收录了历代诗人诗词作品四千余首，据不完全统计，一半以上是题咏高邮湖、大运河的。“喜业儒”风俗延续至今，萦绕在高邮人心头的亲水情结有增无减。对汪曾祺，以及“汪味文学”的追崇，“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出现等只是一个缩影。随着对运河文化传统进一步的发掘、传承和弘扬，必将为“喜业儒”的习俗，以至于文化、文明的提升和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营养。

来源于《史话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