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淮河水位较低，即便偶有洪水，对苏北地区特别是里下河地区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历史上淮河是一条直接入海的河道，其入海口既宽且深，河口通畅，与黄河各自宣泄入海，相安无事。而自宋代始，黄河夺淮现象日趋严重，黄河之水挟带大量泥沙汹涌而下，致使淮河下游河床日渐淤垫升高。此时，运河高邮段仍然处于河湖一体时期，湖上凶险的风浪对湖堤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修筑、加固高邮湖堤，就成为保障漕运和下河农田，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新的严峻课题。

(一)李溥载石输湖为堤

李溥，河南人，生卒年不详。《宋史·李溥传》记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李溥任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因改革旧茶法弊端，推行新法，使得东南地区茶叶产销量倍增，朝廷收入大大超过以往，因而受到朝廷奖赏。江淮地区原来每年输往京城的粮食只有五百余万斛，李溥任职后增加到六百余万斛。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头脑特别好使的官员。然而，《宋史·李溥传》对李溥人品似有微词，说他“初为三司小吏，阴狡多智数”，这个评价换个说法也许就是“智商较高”吧。李溥并非河臣，治水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他对高邮治水的贡献主要得益于他的高智商。史载，景德四年，“高邮军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溥令漕舟东下者还过泗州，因载石输湖中，积为长堤，自是舟行无患”。李溥下令：凡漕船空载经过泗州时，必须搭载石料，运抵高邮新开湖一带抛于湖中。如此来来往往，天长日久，积少成多，渐渐垒成长堤。朝廷没有增加什么开支，却得“公私便之”之利，李溥因而也在高邮治水史册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二)张纶始建滚水坝

张纶(962—1036)，字昌言，一字公信，汝南人，宋仁宗年间曾担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说到张纶的治水功绩，首先是他力挺范仲淹修筑成功捍海堤，这在《高邮州志·宦迹传》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述。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北宋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之时，海堤因年久失修而倾圮坍塌，汹涌的海水常常毁坏盐灶，淹没良田和民居，官府盐产与租赋也损失严重。于是他上书张纶，力陈利害，建议重修捍海堤堰。张纶奏请朝廷，调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筑海堤工程。范仲淹亲历一线，身体力行，历经四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为之付出了女儿的生命，捍海堤终于建成，“竟通、泰、海三州，蜿蜒数百里，以卫农田”，百姓们亲切地称之为“范公堤”。在工程遭遇重大挫折，仁宗皇帝和朝臣们发生动摇、意见不一之时，张纶为坚定仁宗信心，表示愿意亲自到工程一线指挥。朝廷任命他“兼权知泰州”，从而保证了工程最终大获成功。后地方士绅集资兴建了“张范祠”，以纪念张纶与范仲淹这两位关注民生、造福地方的官员。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郡守范嗣蠡在高邮城四门之上增建城楼，并为之命名。东门朝向近有武宁乡、远有捍海堤，因而分别称作武宁门、捍海楼。

张纶对运河高邮段最直接、最重要的贡献是修筑高邮湖堤。雍正《高邮州志·宦迹传》载：天禧四年(1020)，张纶“筑高邮湖堤二百余里，旁锢以巨石，间为平闸数十丈，以泄横流，曰滚水坝，民便之”。张纶在李溥抛石积堤的基础之上，筑成了长达200里的湖堤，并用巨石加固。如果说李溥抛石积成的长堤还带有临时性质的话，那么，张纶所筑200余里湖堤已经是真正意义的湖堤了，也就是运河高邮段的漕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湖堤上建平闸数十丈“以泄横流”。平闸即滚水坝、减水闸，也称石。一般认为，这是高邮湖堤建滚水坝之始，被视为明代归海坝的前身。乾隆《高邮州志·河渠志》载：“昔宋张纶于高邮湖堤为平闸数十丈，以泄横流，此滚水坝之始也。”高邮建滚水坝成功的经验被迅速推广到高邮至宝应沿线，有效提高了运河的蓄泄能力，保障了通航和农田灌溉，得到了朝廷的嘉许。

(三)陈损之增筑堤岸六百里

在高邮郡学讲堂偏西位置，有一座陈提举损之生祠。陈损之，字子长，隆州籍县(治所在今成都市双流区境内)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光宗绍熙年间任淮东提举，掌管水利事务。《宋史·河渠志》载：绍熙五年(1194)，陈损之提出：“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滥，旱不至于干枯。”“茭葑”即茭白的根，泛指水生植物;“潴泄”即蓄水和泄水。陈损之见识卓著，他看出了这一大片湖区—湿地对于防范水旱灾害的重要作用，于是向朝廷启奏并获得批准，“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旁开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旧堤以捍风浪，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增筑堤岸六百余里，还兴建了石埭、斗门、涵管，以及荡水河等配套工程，这在当年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对于保障漕运安全，“障风波，利农田”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邮人十分感念他的恩德，在他有生之年就在儒学讲堂偏西位置立生祠祭祀，并请时为朝散郎的俞允成作《陈提举损之生祠记》。经过宋代近200年的努力，淮扬运河高邮段开始有了单堤。单堤不仅为当时的漕运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又为明代创建复堤，并最终实现河湖分道做了十分有益的技术探索和前期准备。

(四)宋代先进的船闸技术

船闸技术的提高是宋代河道治理最为人瞩目的成就之一。宋代以前，为防止河水下泄，保持运河的一定水深，从真州(今仪征)到淮安300多里的航道上曾设有五座埭堰。它们分别是真州堰、新兴堰、茱萸堰、邵伯堰和北神堰。埭堰横贯运河之上，两边设有斜坡。船只过埭堰，必须利用人力或畜力，从斜坡上硬拖过去。方法原始，费时费力。到南北朝南朝宋时，淮扬运河段出现了用来节制水流的水工设施“斗门”，也称“陡门”“水门”，是堰埭的升级换代。不过，起初的单斗门船闸，存在很大的弊端。

到唐代，开始出现了二斗门船闸，这是一种具有前后两个闸门的通航复闸，已经具备了现代船闸的雏形。到北宋雍熙年间(984—987)，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创建了真正意义的二斗门船闸。《宋史·乔维岳传》记载：“维岳始命创二斗门(船闸)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县(悬)门积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来往无滞矣。”这是中国航运史上最早的设计较为完善、记载最为详尽的二斗门船闸，史称“西河船闸”。专家考证，西河船闸所在的西河第三堰位于仪征，一说在邵伯。宋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了他从江南沿运河经扬州过高邮到淮安的实况：“自京口闸过江，江行三十五里，至河口入扬州界。过瓜洲有闸一，待潮至开闸。过二里到瓜洲堰，以牛二十二头牵船越堰。过扬子镇，河宽二丈余。润州至扬州四十五里。至邵伯闸，闸有三门。六十里至高邮县，县有水门，五十里至宝应县，十里至黄蒲镇，八十里至楚州。扬州至楚州三百一十里。绕城十里至闸头。候潮开闸门进船，一个时辰内进船百余只。候一昼夜开闸门放船。六十里至淮阴县新开河，又六十里至石梁镇闸头，潮长开闸，出船至淮河口。”这段文字表明到北宋中期，淮扬运河尽管仍有“以牛二十二头牵船越堰”的情况，但是二斗门船闸已被普遍采用。

成寻的记述中提到“六十里至高邮县，县有水门”，具体时间是在九月十四日午夜，至高邮城。十五日卯二点(五时半)，“开水门扉”，经高邮城南水门进入高邮城区。成寻记述，经过的是“水门”而没有说是“闸”，因而那个时候高邮境内是否已经有船闸难以确考。查阅《宋史》及《高邮州志》等相关史籍，有北宋淮南转运副使兼发运司事吴遵路、高邮军守毛渐、发运使柳廷俊，南宋淮东提举陈损之等在高邮设置斗门的记载，但其功能多为“以利防洪灌溉”，是否属于通航的二斗门船闸却语焉不详。

在北宋高邮乡贤的诗文中，倒是常常出现淮扬运河五埭堰之一的“邵伯埭”名称。邵伯埭位于高邮、江都两县交界处，民间俗语云：“高邮到邵伯，还有六十六。”元丰元年(1078)，秦少游往广陵祭扫祖茔返程时在邵伯埭停留，作《还自广陵四首》，其二有诗句：“南北悠悠三十年，谢公遗埭故依然。”其中“谢公遗埭”就是邵伯埭。元丰二年，北宋名臣、高邮乡贤孙觉经邵伯埭，首题五言古诗《邵伯斗野亭》，苏轼和诗《次韵孙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苏辙、秦观、黄庭坚等人先后经此，纷纷唱和，后人谓之“七贤诗”。如今，邵伯斗野亭中仍有“七贤诗”碑刻。古人好客，有贵客远道而来，分手时一般要送至县界之处。元丰三年寒食节前，苏辙贬监筠州酒税，途经高邮。秦少游形影不离，相从两日。临行依依不舍，一直送行至邵伯埭。一路唱和，留下了多首诗歌。

来源于《史话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