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唐东平，爸爸唐玉华和妈妈苏华都在铁路系统工作。我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只要在家，耳边就少不了他们“大姐、大姐”的呼唤声。

在福州一中上学时我住校，每每周日返校前，爸爸总会嘱咐妈妈给我带上一瓶肉末盐菜。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爸爸怕我饿着，不时让妈妈给我钱买高价奶糖和点心吃。可他自己却经常偷偷捡工地食堂扔掉的菜帮子，洗洗塞进自己的蒸饭罐子里充饥，这是我后来听工程处的叔叔们说的。

1966年7月，我陪着一位住校的女同学去校门口接她妈妈。我的同学还没向妈妈介绍我，她妈妈就看着我说：“你是东平?”“妈妈你怎么会认识东平啊?”“她长得太像她爸爸李健了，可惜李健早早牺牲了。”

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阿姨看我迷茫，马上说：“哦，你妈妈没跟你说啊?那就不说了。”

后来，在爸爸妈妈的一些老战友家里，我和同去的妹妹们都听到了叔叔阿姨们相似的话：“东平，你长得太像你爸爸了。”“你妈妈没告诉你啊，那就不说了。”

我不敢去问妈妈，我不想让她难过。但我使劲缠着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的省经委童健阿姨，她终于告诉我：“李健烈士确实是你的生身父亲。你爸爸一米八的大个子，他牺牲时你才两岁。”

父亲长得什么样?他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牺牲的?我渴望知道父亲的一切。

我写信向江苏省兴化县委求助，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东平同志，接到你——李健烈士女儿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兴化的老同志不但怀念李健烈士，也很关心他的女儿——小东平!”

当我收到兴化烈士陵园寄来的父亲的照片和简历时，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终于看到了父亲的模样——我确实长得很像父亲。

之后，在梦里我无数次地梦见父亲，可是怎么也看不清父亲的脸，拉不到父亲的手，进不了父亲的怀抱……

弟弟妹妹们知道了跟我是同母异父后，一点也没因此而生疏，一如既往亲密和谐。

16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的妈妈这时告诉我：1945年8月31日我在战地医院出生了，担任着兴化县县长的父亲正投身于解放兴化城的战火中，医院的叔叔阿姨们就以他们对东方和平的企盼为我起名叫“东平”。

妈妈告诉我：1947年，当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在高邮大肆“清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时，爸爸妈妈怕把我寄养在沦陷区老百姓家里不安全，就把我带进了芦苇荡。可是，一岁多的孩子冷了饿了、不舒服了总是要哭的。时任高邮县委书记的父亲怕我的哭声引来在湖荡中搜查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就严厉地叮嘱妈妈：“如果遇上敌人，你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妈妈惊叫：“那会把她闷死的!”父亲坚定地说：“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出牺牲!”妈妈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后来，妈妈下狠心通过地下党悄悄地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让我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和盘问，幸运地活了下来。

妈妈还告诉我：在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年，上级领导把后来成为我的继父的兴化独立团副团长唐玉华介绍给了她，唐爸对妈妈真诚执着，妈妈动心了，但一想到还有我这个三岁的“拖油瓶”，妈妈又犹豫了。唐爸发自肺腑地对妈妈说：“小东平就是我的女儿啊!”

当唐爸知道我清楚了自己的身世后，就说：“从现在开始，对你和你弟弟妹妹们一视同仁，不再特殊对待了。”

1968年南昌市对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国营工厂、江西省建设兵团工厂、江西省建设兵团农场、农村插队。当时我们四姐妹都面临分配，爸爸便决定按我们年龄大小依次对号入座。我这个老大就进了“四个面向”中排第一的军工厂，大妹妹去了江西省建设兵团化纤厂，二妹妹去了江西省建设兵团安福农场，小妹妹去了排第四的永丰县石马公社插队。

当时，多子女家庭中至少应有一人去农村插队的规定，成了不少父母、兄弟姐妹面临的难题，甚至因此结怨。可在我们家，唐爸的一句“按年龄大小依次对号入座”就送我进了军工厂，三个妹妹背起行李就去了农场农村。

1980年，我的生活工作已基本稳定。这年清明，我第一次去父亲李健的牺牲地江苏刘家沟村祭奠父亲。

父亲的老战友、时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为然伯伯特地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作为我身份的介绍。当我把这封信交给时任高邮县委书记的查长银时，他边看边笑着对我说：“你还要什么介绍信啊，你这张脸就是介绍信，一看就知道是李健的女儿。”

查书记为我安排了一条小船，送我到父亲的牺牲地刘家沟村。

由于水浅，小船在离父亲牺牲处50米左右的地方停泊下来。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了父亲的呼唤。我快步奔向船头，感觉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忘情地释放着对父亲的思念。我望着那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跪着流泪倾诉：“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来了，您的女儿来了!”我双臂环绕着自己，感觉却是父亲的拥抱，久久不愿离开……

回到家后，妈妈告诉我：1947年10月31日夜，他们在刘家沟遭遇数倍于己的敌人的重重包围，父亲立即组织突围。在行动大队的掩护下，父亲和一些同志冲出重围，退到刘家沟西北的芦苇荡里。在芦苇荡里，妈妈遇见了父亲，就劝父亲跟他们一起撤。父亲立即说：“你不要管我，你的责任是赶快组织同志们安全撤离!”说完，他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划船返回阻击点去组织同志们突围。哪知，这一别竟成了父母的生死之别：父亲由于连续作战，吐血多日，身体极度虚弱，牺牲在芦苇荡中。后来，在芦苇荡河沟里寻到一具尸体，已然面目全非。根据尸体身长一米八的特征和衣兜里的一枚李健的图章，才得以确认是父亲的遗体。

高邮烈士陵园里有李健烈士墓碑，兴化有李健烈士陵园，刘家沟的村史里，李健被列入刘家沟的“历史名人”之中。

刘家沟村史里写道：“尽管李健同志不是刘家沟的村民，但因为他是在这一片水乡进行革命工作的，最后也是牺牲在刘家沟村的，他早已经融入了刘家沟村这片土地之中。”

这些年来，弟弟妹妹们多次跟我一起去高邮、去兴化、去刘家沟，祭奠李健父亲，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唐爸于2001年病故，苏妈于2009年去世，二人合葬于唐爸原籍上海。

1966年21岁之前，我不知道也没感觉到唐爸是继父;知道唐爸是继父之后，我依然没有唐爸是继父的感觉。

有不少人问过我，既然知道自己的生父是李健烈士，为什么不改回李姓，仍然还姓唐呢?我跟他们说，唐爸让我有了完整的家、温暖的家，养育我几十年，我就是唐爸的女儿啊。

两个爸爸，两份父爱，我此生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