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巨擘。1940年开始写作，六十年间，作品达400余万字。短篇小说是他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用写散文的方法写小说，创立了“散文体小说”这一新文体。汪先生认为写小说就是写生活，要反映生活本来的样子，用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人性美、人的诗意去润泽人的心灵。他为赓续我国古典传统文脉，发展当代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创立散文体小说

文体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学形式。文体从古代人们的一声嚎叫或鸣叫，历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诗歌、屈原的楚辞，汉朝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发展到近现代，形成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学体裁。小说的特点是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和环境描写。散文的特点是语言优美、形散神聚、意境深邃。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体小说大致具有四大特点。以其代表作为例，简要说明如下：

一、情节分散，场景宏大

短篇小说，篇幅短、人物少，通常只讲一件事，情节一条线贯穿始终。以《小巷深处》为例。它是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陆文夫的成名作。小说里只有三个人物、一件事。“纱厂女工和一个大学生恋爱。但她因旧社会被迫沦为妓女的经历自卑犹豫。旧嫖客又出现，对她敲诈威胁。后来她鼓起勇气向对方坦白了真相。大学生经过思想斗争，敲响了她的家门。”

散文体小说就不同了，背景宏大，情节分散，群像复杂。如《大淖记事》，前三节描写了大淖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出场了几十个次要人物。锡匠、挑夫、炕房的、浆坊的、鲜货行的、做小生意的、卖眼镜的、卖天竺筷的、比赛撒尿的七八个小男孩。后三节，男女主角登场，故事情节迅速推进。前后两大部分之间，在人物、地点、风土人情上，前呼后应，如同古代房屋建筑结构中的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整个场景宏大，像一幅风俗画，故事凄美，令人感动。《异秉》中的人物也不少。讲的故事，除了王二的发家史，还有保全堂的经营管理和陶先生的病贫、陈相公的困境及其他人的经历。

二、人物刻画，别具匠心

短篇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是伴随情节的发展由外表到性格逐一进行的。而散文体小说，情节分散，人物众多，如也按部就班、面面俱到描绘，就冗长拖沓了。汪曾祺先生别具匠心，运用了新的方法。他把外表和性格放在一起描写。

如在《大淖记事》里对巧云的描写:“她看戏不用自带板凳”“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大娘大婶都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臂酸疼酸疼。”这不仅用别人的眼光来描写巧云外表的美貌，还彰显了她为人谦和善良的性格美。另外，汪先生把对人物的刻画用细节镶嵌在情节里。例如在《黄油烙饼》里对萧胜妈妈的刻画。既没有讲她的经历，也没有说她的容貌，只是通过萧胜视角中的几个细节，一个知性女性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萧胜刚到‘口外’，妈妈跑上来，把他一把抱了起来。”“妈妈是画画的。”“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了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画的花和真的花一样!”至此，一个学画的知识分子妈妈就扑面而来了。

汪先生在人物刻画上的匠心创造，还表现在“语言”等其他方面。这些方法不仅节省了笔墨，还增加了趣味性。

三、语言诗化，简洁隽永

在《大淖记事》里对沙洲的描写，排比句式，语言清丽。

“春初水暖——一片翠绿。夏天——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冬天，下雪，——先白。化雪的时候——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再如，用色彩描写、象声词、叠字等修辞手法，描写妇女挑担的漂亮:“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的走过,好看得很!”

诗化的语言创造了意境美、人物美、音乐美，画面美，让人的心灵得到了美的滋润。

在《异秉》《受戒》《黄油烙饼》里，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的短句很多，用最少的字表达了最清楚的意思。

散文体小说的语言不乏隽永。在《受戒》里，“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黄油烙饼》最后的一句话：“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大淖记事》中反复讲月亮，“好月亮”“月亮真好”“月亮真好啊”。这些语言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

四、风俗描写，意在主题

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合理性、可信度。

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村姑怎么可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自由恋爱，而且还为读者津津乐道。一个贫苦、美丽、善良的姑娘被强暴后，为什么还能和心爱的人继续相爱，并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根本原因是风俗习惯的特殊性。

在小和尚明子的家乡，出家当和尚只是谋生的一条出路。等把辛苦钱攒起来，“将来还俗 娶亲也可以的”。在荸荠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三个师父中，二师父是有老婆的。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三师父“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再者，全县第一大庙善因寺的方丈“石桥”也有一个才十九岁的小老婆。在这样的风俗环境里，正值婚恋时期的少男少女相爱，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汪曾祺先生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说：“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

可见，描写风俗是为故事的发生和合理性作铺垫的。

承续传统文脉

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精彩纷呈。二十世纪初，相互推进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璀璨的文学作品。

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矛盾的《林家铺子》，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闻一多的《一句话》，老舍的《骆驼祥子》，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巴金的《家》《春》《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曹禺的《雷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数不胜数，审美价值极高。

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被定为了新中国的国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丁毅共同执笔的《白毛女》都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巴金的《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封建家庭历史最成功的作品，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

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期间，也涌现了一批成就很高的长篇小说，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对战争岁月的回忆和解放后农村的合作运动。这十七年的文学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空白。

但是“十七年”的文学表现淡化了文学的本真。文学的本真就是文学的本源属性和真实面貌，文学本质上就是人们思想、情感的语言表达。所以文学的天职就是要书写百姓日常，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感，并挖掘生活中的美好，用人性美、人的诗意去反哺人心、润泽人心。

然而“十七年”除了书写农村合作化运动和革命战争的长篇，就没有城市生活、市井烟火的题材，没有描写百姓日常的作品。在人物刻画上，对典型人物过分美化，追求“高大全”，脱离实际，空洞失真。

所以说“十七年”文学疏远了我国古典传统文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春风又绿江南岸”，传统文学焕发了生机。

汪曾祺先生深受鼓舞，创作热情迸发。1980年发表了小说《黄油烙饼》《受戒》，重写了小说《异秉》。1981年，《受戒》获奖。同年，《大淖记事》发表。

《大淖记事》发表当年，就连续获得全国大奖——1980年度和1981年度的“北京文学奖”，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此后二十年里，汪先生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100篇(包括重写的《异秉》)，散文241篇，创作了京剧、昆曲、戏剧歌舞剧、喜剧小品、电影文学各类剧本20部，诗歌200多首。其中散文体小说是他最高的文学成就。

他的小说，描写的环境有声有色，美丽如画。

“黄茸茸的小鸡小鸭啾啾地叫着”“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响。” 汪老说过，他爱看风俗画，爱看讲风俗的书。《清明上河图》是举世公认的风俗画经典。北宋画家张择端从郊外沿汴河一直画到汴京城。寸马豆人，画了800多个人物、96头牲畜、122间房屋、174棵树木、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东京汴梁城内外、汴梁河两岸的人情物态，风土人情。

而《大淖记事》对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从淖中央的沙洲写到北面高阜上的炕房，往东的浆坊，鲜货行、草行。向北至北乡各村，向东至一沟、二沟、三垛、兴化。南岸是废弃的轮船公司，再向南是北门外东大街。这里的一切和街里的不一样。轮船公司向西，是做小生意的、锡匠帮，向东是世代相传的挑夫。

这种写法体现了《清明上河图》的风格。给人以美的享受。

他的小说，总是竭力展现人物的人性美、人的诗意。

萧胜的爸爸，“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

“十一子宁死不屈。巧云尝尿碱汤。大婶大娘杀了生蛋的鸡送去。锡匠们凑钱买参熬汤救十一子。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担子在全城大街慢慢地走，沉默的队伍，非常严肃，游行了三天。”

《异秉》里，煮饭的老朱从许“刀上”门闩下救下陈相公，说:“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一店人都对老朱很敬畏。他是煮饭的，却从来没有正经地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一点锅巴吃。

汪老笔下的这些过着寻常生活的普通百姓，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身上有着感人的人性美，蕴藏着诗意。他们有人情味，他们忠于爱情，他们仗义执言，他们自律，他们敬畏生命。

书写他们，传扬他们，“润物细无声”，用人性美、人的诗意去润泽人的心灵,这就是文学的本真。汪曾祺先生为承续我国传统文脉发挥了标杆和领军的作用。

传授写作方法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先生编撰的谈写作方法及文艺评论的文集，全书355篇，21万多字。

一个成就惊艳的著名作家，把自己走向成功的心路历程和写作方法、技巧，汇编成册，和盘托出，并不多见。

张恨水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他一生写了三千多万字。他的作品曾风靡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深受上至鸿儒，下至白丁的喜爱。为看他的“啼笑因缘”连载，报馆门前天天排长队买报。连鲁迅先生也天天为他母亲买报。

人们很想知道他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法，然而找不到一本他谈创作方法的书籍。相比之下《晚翠文谈》实在弥足珍贵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祺先生多次受聘鲁迅文学院，为中青年作家讲课，有文学创作培训班、进修班、研究班各类班次。他还受邀为“工人日报”组织的“全国工人作家班”讲课，题为《小小说创作》;为北京门头沟《北京文学》举办的北京市青年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创作班授课;还到长沙《芙蓉》文学讲习班讲小说创作，到张家口小说创作座谈会作题为“生活·思想·技巧”的发言。

他的讲授生动具体、幽默风趣、深受欢迎。汪曾祺先生在《晚翠文谈》中深情地说：一祖三宗，渊源有自。他的创作理念和写作风格是在沈从文老师、归有光、废名、契诃夫、阿左林的影响下形成的。

汪曾祺先生说，沈从文、归有光、废名、契诃夫、阿左林都是他师承的前辈。他风趣地说：“你要认老师，还得先见见太老师”。从而追根溯源，真真切切地传授了写作的要领。“写小说，就要写生活，要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要贴着人物写。要写百姓日常、田园风光。要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把真情实感写出来。” 这些正是古今中外文学的真谛、文学的本真，我国古典传统文脉。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是一个传承古今中外文学精粹的人。他是大运河的骄子，高邮的骄傲，是广大读者崇拜和敬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