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老街中山南路两侧，遍布老式民居和店铺。有卖包子面条、煎饼粢饭、熏烧卤菜等各种小吃的，有经营家用百货、服装鞋包、五金建材的，还有浴室、旅店、香烛店等等，烟火味十足。

市荷花塘特殊教育学校位于这条老街的南端。面对一群中高度智障、孤独症、情绪障碍等特殊青少年，特校40多位教职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以极大的爱心教书育人，从生活自理到礼仪规范，从文化知识到职业技能，竭尽所能地陪伴特殊儿童成长，春风化雨、铁树开花，给一个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2025年以来，小苔花“关爱星宝，融合就业”公益项目和星妈关爱项目相继落户特校，数间沿街门面打造成茶咖店和星妈之家，星妈带着星宝，开始融合就业和创业之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多次与特校联系，看到校园内收藏的一块清代告示石碑。刘春生校长介绍：2007年特校搬迁新址到原城南小学时，发现了这里的半截残碑，碑文大略记载了高邮育婴堂捐建始末及投入运营等情况。走访附近老人得知，此处原有旧朝代的育婴堂，后来废弃，被人埋入地下，原城南小学翻建教学楼时才重见天日。荷花塘特校搬迁到此后，特意将此碑命名为“积善碑”。

从育婴堂到特教学校，接续关爱贫困儿童和残疾儿童，仿佛冥冥中，一支善脉源远流长。我不避浅陋，参考高邮州志等相关史料，对残碑进行一番考辨。

残碑右起第一列“特用府即补直隶州高”，左起第一列“告示”，左起第二列“同治十一年三月”：左右两列均为大字楷书、阴刻描红，极为醒目，这类表述是清代典型的官方告示文书法定格式，类似今天政府机关印发公文的抬头、文种、行文日期。“告示”一般是用来颁布地方管理规约、规范民间行为的公文。“特用府即补直隶州”是官员的头衔称谓，说明立碑者拥有候补直隶州知州的官方身份。“高”字后应该有“邮”字，当时高邮行政层级即为“直隶州”。我在光绪年间编的《续高邮州志》中查到“同治十一年知州姚德彰照旧章复派签董五班轮充”的字句，因而断定此碑为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高邮知州姚德彰发布的官方公示。

正文第一列：告示勒石，以垂久远。开宗明义，将“告示”内容刻在石碑上，以求晓喻四方、永垂不朽。

“事据候选布理问窦长律即选县丞附”：这件事根据候选“布理问”(布政使司衙门“理问”简称，掌管勘核刑名诉讼，相当于县处级干部)窦长律、即将补任县丞(相当于常务副县长，分管钱粮、户籍、赋税等职)人士的提议、附议。

“维艰，曾蒙(空白)仁宪垂怜此项善举，饬董设局劝捐一文善愿”：会意前后文，大概是时事维艰，皇上垂怜子民，支持善举，命令地方政府及士绅设立同善局、育婴堂之类的慈善机构，动员社会“一文愿捐”支持慈善事业。“仁宪”前面空一格，一般表示敬称。乾隆年间修纂的《高邮州志》收录了傅椿《高邮普济堂育婴堂碑记》，其中写道：京师有好善者为之普济堂、育婴堂收而养之，以人事而济天道之穷，以庶民而补王政之阙者。圣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著，世宗宪皇帝励精图治巨细毕张”。后两句并列顶天排版，“仁宪”可能是圣祖仁皇帝(康熙帝)、世宗宪皇帝(雍正帝)的简称。康熙年间，出现民间救济组织京师普济堂，主要收养外地流落到京城的孤贫残困老人，得到朝廷的奖励和推广。后来的雍正皇帝专门诏谕各地方建普济堂、育婴堂，收养70岁以上，孤贫残病、老无所依的鳏寡之人和贫苦人家的弃婴。故同治年间的官员对重视慈善事业的两位老皇帝合称“仁宪”。“一文善愿” 是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兴起的一种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的筹款方法，以每人每日捐钱一文、捐满一年为一愿，捐款者可自主决定捐数多少，其劝捐对象主要是士绅商贾。因一文愿采取按日捐钱的方法，所以也称日愿。类似今天的日行一善、爱心365等公益项目。《再续高邮州志》中说到：“按旧例，捐钱十千文则捐二愿，捐银十两则捐三愿，捐数多寡照此增减”“各户将善愿自行统缴厘局转发育婴堂”。可见，“一文愿捐”起初是发动民间支持慈善事业的志愿行为，但到了同治年间已有强制摊派、强迫缴纳的迹象。

“等谊关桑梓，与同乡马维高函商筹费往浦奔叩”：这是事关家乡父老的善事，就与热心慈善事业的同乡马维高书信往来商量筹款事宜。查阅州志，在善行义举中有专门记载：马维高，本为安徽和州人，因洪杨之乱迁邮。青年时因家贫辍学，在清江浦(今淮安市)做店员，后从事典当钱庄行业。由于他善筹划、重信义，名著于江淮之间。晚年在高邮急公好义，凡本邑之育婴堂、义仓、恤嫠(救济贫困寡妇)等慈善事业，均经营不遗余力。

“前漕督宪张(空白)辕下缕禀育婴久累难支实情，沐批高邮”：前任漕运官员张(空白)多次听到汇报，育婴堂运行多年后，经费难以为继的实情，已经批示拨付高邮州。

“钱三千串饬领生息以充公用遵赴”：批给了三千串钱(给育婴堂)，作为公用基金，平常只支用利息，存本取息之意也。

《再续高邮州志》有载：“同治九年，绅士王建中等禀呈漕宪张之萬请在清河同善局拨发三千贯归高邮育婴堂，生息济费”，正好与前三句的上下文所列善举义士相吻合。本块碑石上称“前漕督宪张(空白)”，未注全名，亦是尊称，当指张之萬无疑。张之萬是晚清名臣，张之洞族兄，同治年间，先后任漕运总督、江苏巡抚等职。运河沿线的高邮因育婴堂经费不足，向衙署建在淮安清江浦的漕运总督张大人、不差钱的“大国企”拉点赞助，与户籍高邮、经常往来清河县做生意的义士马维高等商议此事，也在情理之中。同时，笔者遍查从乾隆到民国期间的多部高邮州志，这可能也是高邮“两堂”历史上拉到的最大一笔赞助费。

“同善局领回旋据高邮富绅胡雨田愿甘领息立据觅保并”：同善局领到这笔费用，高邮富绅胡雨田甘愿领回这笔钱(存自己的钱庄或典铺)，及时支付利息，并找到中间保人立下字据，保证执行。查《高邮州志》：傅椿在高邮建两堂，管事十二人，分月轮值，每月两人，掌管出入账目、两堂值班、物资采买、膳食供应等。士绅富商轮流担任司年董事，一开始是一年一轮值，后来三年一班，每班六人，对育婴堂年度总收支负责。后来“婴多款绌，富户多方规避，一班常缺两三人。任事人少，则担负愈重。”胡雨田在同治二年、十一年先后出任过育婴堂轮值董事，应该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富绅。

“日久弊深保无覬覦之人勾通设法谋抵田房私产致负此”：育婴堂运行时间长了，难保有觊觎之人内外勾结、不法谋取育婴堂名下的田地房产，导致亏空难补。

“永禁提拨充抵以垂久远等情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给”“呈缴此项原本，永禁提拨充抵等弊并新捐育婴堂善愿原本”：永远禁绝将育婴堂的田地房产等固定资产和捐款挪用抵充的时弊。将大家捐助的本金放在典铺，只能提取利息使用，并动员大家再捐助善愿原本，让善举善行可持续发展，长久运行。

“动支原本亦不得以别项公事挪用分文，此乃邮邑最要善:不允许动用育婴堂的本金挪用作为其他公事，哪怕分文支出都不行，这是高邮州慈善事业最重要的底线、红线。

一项公益制度设立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施行多年出现种种问题弊端，也是难免的。州志中有多处记载，育婴堂在运行过程中，有官员挪用资金到别处，有劣绅侵占巧取育婴堂名下的房屋田产，有管事人员敲诈勒索等案件。也有贫家女钻政策空子，将自家孩子当成弃婴送走，又到育婴堂领养婴儿，或到育婴堂做乳妇，乳自家孩子与弃婴兼顾，赚取工资伙食补贴，等等弊端，不一而足。于是有了乾隆元年知州傅椿为普济堂育婴堂订下的十五规条，乾隆四十八年知州杨宜仑新订规条，光绪二十二年知州钱增订规条六则，等等。有良知有情怀有远见的主政者都适时调整育婴堂管理制度，以便更好地造福于民。

乾隆、道光年间的高邮州志旧例是将育婴等“善举”放在艺文之后，在整部志书中处于尾部。而到了光绪年修纂的《再续高邮州志》，开始专设“育婴堂”子目，前后计38页。而且将“育婴堂”子目放在开篇“建置”名下，作为城市重要“公所”，从城池、公署、书院，再次编排到“育婴堂”，足见这一阶段对育婴堂慈善救助工作的重视和认可。

到民国初修纂的《三续高邮州志》，将“善举志”提前列在“学校志”之后，表示“师道立则善人多之意”，且“善举志”第一子目便是“育婴”，后面才是恤嫠、赈济、救生、义学、义冢等慈善救助子项目。

同治11年，高邮州政府专门发布这份石碑告示，既回顾了育婴堂的筹资运行情况，又严令各方不得觊觎育婴堂的田地房产，不得动用原本，不得挪作他用，勒石以让义士善举永垂不朽、告示各方遵照执行。

我细察此碑，采用质地细密雅致的青石为材，外侧饰以简练朴实的卷草纹，外观庄重大方，刻字精健有力，字迹清晰，应是一份难得的研究清代高邮地方行政及民间公益慈善制度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