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关爱贫病“一老一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古人不但设立普济堂救济孤贫病残老人，还专门成立育婴堂关爱儿童。

重男轻女、溺婴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丑陋现象。因为家庭贫困养不起，更因为生女儿是赔钱货（生女婴家庭不仅要养活她十几年，还要在她出嫁时准备一大笔嫁妆费用），“溺女婴成风，男多亦溺之”在许多地方成了一种恶习。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导致天下父母“不重生男重生女”，是极为少有的时代。清代正常年份高邮户籍人口约51万，其中男29万多、女21万多，男女比例失调，女子明显偏少。

高邮自古为“江淮名区、漕运要地，水陆通衢、扬楚之咽”，交通便捷，商品经济繁荣，但也常遭遇战火兵乱、水旱灾害等。流离失所的外乡人、本地贫病之家，弃婴特别是女婴严重。高邮知州罗鹤翔曾写信札给各乡镇：“每届冬令，多有无依幼孩啼饥号寒、呻吟道路，各属应筹议设局收养。”

明朝洪武三年，高邮知州赵原在州署旁的熙和巷创办养济院，收养本地无依无靠的鳏寡贫残老人和孤儿弃婴。洪武二十二年，知州仪智将养济院移北门外遐观桥，后又移南市桥西大街。隆庆三年，高邮知州赵来亨重修大门一间、官厅三间、孤贫房四十八间。但明末战火纷乱，养济院年久倾圮殆尽。

清朝政权稳定后，到了“康乾盛世”，关爱贫病“一老一小”的普济堂、育婴堂迅速发展。康熙四十八年，高邮知州李之檀捐俸资助地方善事如周急会、育婴堂、施药局、救生船等。州志赞其“性刚烈”“居官不爱一钱”。

康熙五十七年知州张德盛重修育婴局、施药局等，但“屋止数椽，田不过亩，不足为济”。

乾隆元年（1736年），知州傅椿扩建普济堂、育婴堂，是高邮两堂建设运行规模空前的一次革新，也书写了高邮慈善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在《建普济堂育婴堂碑记》中开宗明义：普济堂育婴堂之设，自京师始也。盖天下惟此老者、幼者为足念耳！老矣又加疾焉，非有子若孙为之奉几而受杖也，日与沟壑为邻，可哀孰甚？若夫幼子初生，非有所得罪于其父母也，举而委之草莽，将谁诉乎？”“高沙当淮流下冲，比年多水患，土瘠民贫，有举子而弗能育者，且下湿之地民多疾病求医药猝不易得，民甚苦之。”碑记中言之恳切，令人动容。他捐廉倡始，又动员乡绅贾兆凤、夏之芳等，共募银二千二百余两，购买被朝廷查处的原江苏巡抚吴存礼位于南门中市桥大街的房产为基址。北为育婴堂，设有客厅、观音殿、乳妇房等五十间；南为普济堂，建有药王殿、配药房、廒房等数十间。又筹划日常运转经费，将原属两堂及新置数十间房屋、数百亩田产归两堂使用，订立堂规十五条，让善举有制可循。笔者查史料得知，雍正帝于乙卯年（1735年）八月去世，高邮两堂于当年十月兴工，乾隆元年元月竣工，是向老皇帝致敬的一项德政工程，但也让基层贫民得到了实惠。而且，建堂之初，有人提议要“赴京师仿其法而效之”，傅椿不拘泥形式抄京城“作业”，没有大兴土木搞“面子工程”，而是直接根据房屋现状，“中剖而分之”， 适当修缮，经济实用高效，《州志》称其“廉明勤干”。

这批房屋后来也年久失修，“墙垣渐次坍损”。乾隆十九年，知州李瀳德再次修建，附贡生周班爵等与普、育两堂董事“轮捐银米加意抚恤，一时称善”。

乾隆四十二年，知州杨宜仑向上级请示动用资金重建屋宇，并清查“两堂”名下的田房，绘图注册登记，加意整顿堂务。这是又一位对慈善事业满怀深情的高邮知州。四十七年，他倡建同善会馆，“捐廉三十两发入会内，倡行善举，阖邑踊跃乐输。 ”从此，“四十八名孤贫领公项，不时捐廉接济”，等于48名孤贫儿童按时领到政府发放的专项补助。四十八年，他又新订规条，控减经费使用，裁减“司月”(育婴堂内部值班人员)，规定堂董权责，“堂务秩然有条”。

道光咸丰年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使大清朝由盛而衰，国力开始走下坡路，用于慈善事业的“两堂”经费入不敷出。

道光年间，各地政府发起“一文善愿”。《高邮州志》中记载，道光十五年，高邮奉令筹办“一文愿”时曾拟定《条议》呈报布政司。由《条议》可见，“一文愿”最初只在“城厢各铺”举行，劝捐对象是当时绅富。“一文愿”收捐事宜由“总董”和“铺董”负责。铺董雇人每五日向各户收捐五次，收汇款由铺董暂存半月后汇交总董。当钱款总额达一百千文后，总董应“不拘时日”，立即将钱款缴往州衙，由知州“饬传”典当领存生息。

至道光三十年，高邮育婴堂存本息达一万六千余串。每岁用款约在三四千缗，产款租息足敷周转。

同治光绪年间，各级政府励精图治，希望重振荣光，慈善事业再次获得大发展。高邮育婴堂在城区除设总堂外还设多个接婴点，并到界首、临泽、三垛、永安、樊汊、菱塘桥等处设育婴分堂或接婴堂。

同治年间，涌现了诸多义士仁人，比如马维高等。还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义士“张伯䅿”。《州志》中称他：“轮任高邮两堂董事。时一弟一侄皆宦游浙省，贻书州牧退董。䅿曰：‘此婴儿性命所关，何可惜赔累以误生灵？’乃独任之，董理三年，勤于厥职，并禀请漕督拨款三千贯，另交殷实生息助堂经费。从此，后董接办，无大累者，䅿之力也。”

《三续高邮州志》中说：同治、光绪以来，叠收善愿捐款，堂本积至二万四百七十余千。每岁用款约在三四千缗，产款租息足敷周转。

有钱好办事，于是救助人口扩容，收婴增至百名以上。到光绪末年，高邮境内共有接婴堂十余处。董堂又陷入“赔累无休，何以为继”的境地。

光绪六年，高邮知州金元烺对育婴堂制度再次进行重大革新。主要有两点：“饬办六文会愿”增加收入，永远裁禁“司月”控减支出。 “六文会”相对于“一文善愿”自然是劝募起点从一文提高到六文，要求士绅商贾捐助更多。“司月”是司年堂董的助手，他们来自城乡，素质不一，有人敲诈勒索周边商户，有人相互兴讼攻讦，等等。金知州专门向上级呈报案情，整顿堂务。

光绪末期、宣统年间，国力更加衰弱，物价飞涨，慈善事业在困难重重中勉力维持。政府为补充经费不足，不断加码征收捐税，善愿从一文到六文再到十文，从自愿捐助到强制摊派，最后直接含在税捐缴纳，以亦捐亦税的形式压榨商户支持善举。

光绪三十四年，高邮按照江南财政总局颁发《税契试办章程》要求，允许各地从所收庚子赔款、练饷百文内，准州县扣留二十文，由官支配。高邮州署的分配方案是：留署办公费八文，学堂四文，育婴四文，郡习艺所三文，红船一文。是年共收银四千五百六十二两九钱二厘。

宣统元年，高邮育婴堂董事周锡庚等以本堂“婴多款绌，禀请于税契原收四文外，每两应募业户捐助十文。”这次改革，育婴堂收取的银钱再创新高，年收银一万二百多，但年用款竟达一万五六百千，主要原因是“散放小婴工食有七百余口，验看大婴亦有八百余名也。”

民国以来，婴数日增，小婴动辄八九百名，大婴一千二三百名。用款达到一万二千三百余千，而入款仅八千七百二十余千。马士杰、徐养源、王喻贤、孙薪传、黄显扬等富绅继续承担堂董之责，领本生息，勉力维持育婴堂济用。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同治义士马维高的儿子——马士杰，传承好家风，继续乐善好施。

至于传教士们关爱婴孩的踪迹，我在州志上仅查到一条：光绪元年，司铎康买城内忠二铺卞、吴、王三姓民房，改建教堂，计屋三十八间。 后十余年，司铎郁某复买对门王、宋二姓民房，改为慈幼堂，凡二十二间。由此，我也推论，西方教会救助高邮弃婴只是整个育婴堂慈善救助体系的一支补充力量，主力军仍是高邮地方政府和本土仁人义士。

高邮地方政府从乾隆年间孤贫领公项仅48人，到清末民国初年育婴堂收寄养儿童2000名左右，救助人群面广量大，开支自然是极为庞大的。

清代所称小婴为0-5周岁，大婴为5-16岁。以光绪年间支出标准，弃婴刚收到，育婴堂要发给衣衫尿布被子口粮等物资，一年开支1440文，乳妇每月工食600文。两年后停发乳资，招募寄养家庭，每年发给婴孩鞋帽钱300文。孩子长到十五六岁，可以作为人家的女儿或媳妇，堂董还很人性化地发给与盆桶钱（嫁妆费）数千文。加上育婴堂日常值事人员、各地接婴分堂的交通费、工食等，“育堂婴日渐加增，经费支绌，年甚一年，维持匪易。”

1931年，改育婴所，统归高邮救济院管理，有职员11人，收养婴儿70人。

日军侵占高邮期间，救济院、育婴堂等停办。

1949年，人民政府新建高邮安老所。

1965年10月，高邮县建立高邮儿童教养院，接收江苏省六地区216名孤残儿童来邮。 1978年10月，“高邮儿童教养院”更名为“高邮儿童福利院”，收养育孤残儿童与弃婴、无依无靠的鳏嫠病老，总200余人。

改革开放以来，高邮关爱特困儿童工作日臻完善。截至2025年，全市困境儿童982名，按照各类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实现“应保尽保”。同时，民政、教育、慈善总会、关工委、团委、妇联、残联等多部门从各自职责出发，共同编密特困儿童关爱保护网。

回顾高邮育婴堂这一段历史，我深切感受到特困儿童关爱工作，是国家实力的细处观照，与一方主政者的认知、情怀密切相关，更是地方仁人义士共襄善举的善脉传承，儿童关爱特别是女童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高邮，一座崇德向善的大爱之城，愿善脉永流芳，勒石传千古。

（本文重点参考乾隆《高邮州志》、光绪《再续高邮州志》、民国《三续高邮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