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1942年参加革命，早年在新四军二师担任罗炳辉将军的警卫员。他跟随大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同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听他讲过去的事就是听打仗的故事，大人小孩都爱听，精彩又惊险。

我是在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中长大的，也是在他故事的革命精神的熏陶中不断成长的。他的每一个故事在我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记忆和感受，终身难忘，一生受益。

十岁时，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我很骄傲。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宣讲战斗英雄事迹，同学们得知我父亲打过仗，很羡慕，也要我讲打仗的故事给他们听，我就把平时从父亲那里听来的零零碎碎的，特别是和日本鬼子拼刺刀、奋不顾身炸碉堡、活捉美国佬等小片段，绘声绘色讲给小朋友们听。虽然说不全面，但那种感觉就两个字：骄傲。

二十岁时，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我很敬佩。

1979年冬，父亲送我去部队参军，临行前夜，父亲手把手地教会了我打背包。军训中，我与各种枪支有了零距离接触，尤其是对机枪性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入伍的第二年，父亲专程去部队看我，他查看了我排的高射机枪阵地。父亲对我讲，高射机枪打飞机不仅靠的是勇敢还要靠机智，必须“快”字当头，要眼快、手快，争分夺秒。在朝鲜战场上，父亲曾面对美军飞机一个俯冲动作，就预判出险情，敏捷回闪后，一排子弹已从他的右身穿过，打飞了裤兜里的笔记本，差之毫厘，险丧性命。在美帝飞机狂轰滥炸的那个战场上，父亲就是靠的灵活机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容易，不简单，我敬佩。

三十岁时，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我很感激。

父亲出生贫苦，从小给地主放牛，没钱上学。来到部队大学校后，利用战斗空隙，拜能者为师，抓紧时间认字读书。我学龄前，父亲采用看图识字等形式使我认识了三百多个汉字。小学四年级时又教会了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1975年前后那个时期，学校各种运动名目繁多，常常处于半停课状态。对此父亲很有看法，常和校长老师去“理论”：学校不抓教育管理，学生不好好读书，将来怎么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在那个经济条件普遍不好的年代里，父亲省吃俭用，但对我们学习要求却是十分大方，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想起儿时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

四十岁时，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我很尊重。

2005年中央军委给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父亲嘱咐我帮他收藏好。看到父亲日渐年老，我开始意识到他讲过的事情已成为家里的非物质遗产了。更感到一种责任要把它整理好、保存好。过去是被动地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现在我开始主动地去听他讲那过去的事。通过多次面对面地“采访”，2006年我把他讲过的往事按照时间排序连接，整理出从军的简史，刊用在由迟浩田将军题写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书册里。父亲讲过去的事情现已成为一段后辈们永记的战斗史篇。捧读着这光荣的简历，我尊敬之心难以平伏。

五十岁时，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我很眷恋。

父亲耄耋之年后期，体质开始下降；战场中的激烈炮声早已使他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听力也不好。为缓解他脑衰退症病情发展，我时不时和他聊过去的事情。眼前的事他往往模糊不清，而对战争的年月却定格在记忆中。有一次老父亲住院，暮色降临，他收拾好行装对我说，今晚出发，赶往山东，绝不能让那帮小兔崽子跑掉。护士们对他这些语无伦次的“胡话”听不懂，我却懂了。只要听过他讲攻打莱芜曾一夜急行军120华里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只有听过他在山东孟良崮围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故事，才能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意思。看见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对他过去的事情也越来越珍惜。

八一建军节就要来到，曾经当过兵的我对这个光辉的节日有着自己的一份情感。追思父亲峥嵘岁月，回望父亲硝烟战场，重温父亲讲过的故事，心潮逐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