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整理书架，翻出几张读书卡片。一看日期，吓了一跳，三十年前的旧物，已经发黄，字迹也漫漶了。有些可辨的，写着：鲁迅说……，高尔基说……，罗曼罗兰说……所谓名人名言。当时，我还在师范上学，偶尔读几本书，或坐会儿阅览室，抄几行字。习作时穿插几句，同学面前显摆两句，怕是难免，总之都是装。现在想来很是幼稚可笑了。

闲读《李国涛文存》。先生曾任《山西文学》主编，以文学评论名于世。退休后，写了不少随笔，散淡有味。我喜欢读。里面有几则谈到抄书的，有识，也有证，证也是抄的书。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抄些来。

古人求书不易，不比现在购买方便，不易购的，还可以扫描复印。古人借得一本书，想慢慢读，除抄以外，似乎也没有其它办法。清代学者朱彝尊，大藏书家，受康熙皇帝赏识，入直南书房，参加纂修《明史》。按理说，他可以看很多的书，但老夫子不知足，居然把一位抄手悄悄带进内廷，为他抄书。终事发罢官，不思悔改，说“私心不悔也”。大才子王湘绮也喜欢抄书。从二十二岁起，天天抄。他有十个女儿，每个女儿出嫁，都送一部手抄的经书。可见他抄书之多，不为别的，就是喜欢。

也有抄书抄出大学问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顾炎武，说他抄书抄成文章。“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若《日知录》，实他平生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八九……”当代的学者陈寅恪钱钟书也抄，著作中引用的一段段资料，立自己的观点，不是抄是什么？周作人在谈自己的有些文章时说“文中十分七八是抄来的，惟抄亦煞费功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你看，抄得理直气壮，甚至还有几分得意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种抄实非常人所能为，要读得多，记得多，还要融会贯通，方能从茫茫书海中信手抄来。要是容易，“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上的引号就该去掉了。

前段时间，某君写了一篇有关家乡前贤的文字，另有某公说系抄自其著，且标明某页某段。我好奇，看一看，记前贤于某时所作诗文确实雷同，大著中的某些观点文中也有引用，这些观点是否为首次发明，我不懂，能不能抄？不好说。

看来，抄书不易，抄成自己的文章更不易。还是知堂老人说得妙，抄“亦需要一点手段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