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操场的四周长着好些挺拔、伟岸的大树，青灰、泛绿、光滑的树干撑起了一树树浓阴。春天，枝干上抽出一簇簇鲜绿的嫩叶，没几天，这些嫩叶便变成了一个个五指连在一起的大手掌，树干上蓬起巨大的一团绿。再过过，从枝上挂下来一串串淡黄淡绿的倒挂着的花，一团团，一簇簇，像喇叭，像灯笼。不经意间，那一串串花又变成了一把把挂着的小汤勺。渐渐地，那小勺两边各缀着了三两个小小的圆球球。中秋前后，那由青绿变成焦黄的小勺，在风中打着旋儿纷纷落地。孩子们在课后来到树下，拾起小勺，拽下勺边上皱了皮的豌豆大小的果籽。于是第二天，孩子们便掏出口袋中炒熟了的果籽，剥开壳，将肉放入口中。有同学递给我，我也吃起来，哎，真香！

我终于知道，这树叫梧桐树，这果，叫梧桐果。

小勺儿随风落下，一地梧桐果。

起凉风了，金黄的梧桐叶儿纷纷落下，一地梧桐叶。

这便是我读了三年的小学——泰兴城中小学校园里的梧桐树。

从三年级到五年级，这里留下了我童年的一片印记。没有忧愁，没有烦恼。那是一段金色的记忆。记忆中的梧桐永远抹不去。

我是随母亲来到泰兴的，插班在城中小学三年级，李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那一学期，我被李老师整了两次。

一次语文考试，我的试卷卷面黑不溜秋，丑陋不堪。因我用铅笔写字不修边幅，怕削铅笔，笔尖粗，写出的字笔画粗大，许多笔画还叠在一起，被橡皮擦过的地方更是肮脏不已。交卷放学后，李老师把我留下带到办公室。她把试卷摊在桌上，让我自己看。我看着自己惨不忍睹的试卷，很难为情。李老师说，怎么办？我说，重抄一遍。李老师帮我削好铅笔，拿出一份未用的试卷让我重抄答案。为了写好字，我不时用小刀把笔头修尖再写。抄好的试卷卷面干干净净，字迹清清楚楚。李老师这才让我回去。从此，我写出来的铅笔字像脱胎换骨一样。

另一次，上午考了算术，下午放后学，李老师把我叫到面前。我看到李老师手中试卷的分数，又是99分(因为上一次考试，我是99分)，心里乐滋滋的。谁知我看到的分数是倒着的，66就成了99。得了66分，我没想到，泪水不觉滚了下来。李老师问我，上课有听不懂的吗？我摇摇头。试卷上有不会的吗？我又摇摇头。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摇头了。错题现在会做吗？我使劲点点头。于是，李老师让我坐在她办公桌边，在试卷旁订正。做好后，李老师拿给算术老师批阅，全对。李老师说，分数可不好改了，就66分，以后可要细心，会做的别做错。从此，我上课、作业再也不敢大意，我记住了李老师的话，会做的别做错。这句话，我做了老师后，又送给了我的学生。

当时的班上有个坏风气，特别是男生，爱喊同学家长的姓名，下课时能喊成一条声，逞哄，恶笑。这风气还延伸到了喊老师的姓名。老师叫啥名呢，大家都不知道。一次，一个男生拿起李老师放在讲台上的搪瓷茶缸，无意发现茶缸底上写着老师的名字。于是老师的名字传出来了。大家很兴奋，像得了什么大秘密，下课后，教室里喊起了一条声，还很有节奏。这事儿，李老师不晓得。只是一次偶然，她在教室外听得莫名其妙的喊声。大家喊得正起劲，李老师一下子站到教室里，猛然，大家像傻了一样，张开的嘴没合拢。李老师问了班上的女生，才知道了这个无聊的事。课上，李老师把自己和她爸妈的名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说，你们爱喊家长的名字，我都告诉你们，下课后爱喊多高就喊多高。同学们面面相觑，从此，再也没人喊同学家长的姓名了，好像这事情一下子就不好玩了。

李老师让我们觉得她像个大姐，不大像老师。

李老师教了我们一学年，升四年级时，她不见了。她是我父亲同事的女儿，听父亲说，她考上大学，上学去了。

当李老师不再教我们时，同学们怪念叨她的。

多少年过去了，我做了老师，在高邮实验小学的校园里，也有着几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秋天，当那缀着梧桐果的小勺纷纷扬扬落地时，我又仿佛看到了泰兴城中小学校园里的那一地梧桐果，那一地梧桐叶。可是，我不再看到有孩子去摘梧桐果，去吃梧桐籽。许是高邮没这个习惯，许是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稀罕这小玩艺儿了。

我查了百度，百度说梧桐树的种子可食及榨油。还说籽可生吃，也可炒来吃。我终于知道，这梧桐果儿确实是可吃的，更何况，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呢。

一地梧桐。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洒向大地都是爱的一地梧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