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9年底，17岁考进南京电信局，成为一名电信营业员，光阴荏苒数十年，现在已是90岁老人。

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4月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进城那天，20岁的我和许多老百姓一道，怀着忐忑的心情蜂拥至马路两边观看，看到解放军战士们朴实微笑的面容，就如同老家农村的舅舅表哥那样亲切。

当时的我无比羡慕女解放军，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军，成为解放军一分子，做一个为国争光的革命者。终于，机会来了，南京电信局要成立一个“西南服务团”，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可是后来名单公布却没有我的名字，正在我万分失落的时候，一位工作组同志安慰我：“女同志报名的只有你一人，队伍带着一个女同志会不方便。你现在的工作同样也是为人民服务，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我觉得也对，从此电信营业处就成为我服务人民的革命岗位，我更加热情地为顾客服务，还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南京局号召支援苏北各县发展电信事业，我和男友积极报名，并提前匆匆结婚，共同来到需要报务员和电信营业员的高邮电信局。当时高邮小县城生活条件差，但我们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发光发热。

在高邮电信营业处，我满腔热忱地工作，将三尺柜台当作为顾客服务的窗口。我性格本来有些内向，不善与人多交谈，但上班为了关心顾客话一下子就多了。一天下午6点我刚下班，见一妇女挑着两条很大的棉花胎，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走进营业厅，说要挂电话到农村。她是从安徽来高邮吃兄弟喜酒的。我告诉她，现在开始县内电话线路要让给广播站为各乡镇广播，晚上7点半才可以来挂电话。通过交谈，我得知她在高邮没有亲戚朋友，便建议她赶快去找旅馆，即使电话打通，她的兄弟也要到第二天才能来接她。但是这位大姐人生地不熟，我让她把棉花胎放在柜台，并决定陪她去找旅馆，完全忘了家里还有几个小孩在等我回去照料。跑了几家旅社都是客满，最后来到马棚巷公园旅社，也说客满，我急得满头大汗，嗓门也不由得提高：“人家从安徽来的，晚上没处去，请想办法照顾一晚吧。”老板娘只好在她自己房间让出一张床位给那母子俩睡。第二天我上早班，9点左右姐弟俩抱着孩子来拿棉花胎，他们开心地笑着向我致谢。我无比高兴，能帮人一把是多么快乐的事。

有一次，一干部家属来发电报，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得知高邮地震的消息吓坏了，来电报询问详情，并要电报回告。我一看几张纸的电报稿，告诉他电报要简明扼要，并为他组织电报内容：“某月某日，宝应与高邮交界处发生4.9级地震，所好房屋与人员均无损伤，一场虚惊，放心。”，这样震级、地点都写清楚，震期情况回头再写信详说。后来他家人非常感谢我，见面就夸我服务态度好。工作不忙的时候，我还帮一个卖豆腐的妇女代写书信，一直帮到她丈夫调回高邮，持续了约两年时间。

除了热心服务，干电信工作更重要的是业务水平的提高。上世纪60年代初，局里派我去扬州参加邮政业务比赛，扬州地区各局各派一人参赛，共11人。到那里一看，女同志就我一人，大多数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有点担心考不好，可是结果出来，我得了第三名。没有给高邮局丢面子是我最愉快的事，我熟悉邮政业务也是平时常帮邮政台的忙学会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来高邮已69年了，可谓久住他乡为故乡。我热爱生活，心态阳光，每每回顾自己的芳华，能在不断奉献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