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门大街几十年前可是高邮的繁华所在。街东侧有一宽阔的巷口，凹在里面临街有一座会堂“工人俱乐部”，会堂至街边形成的宽阔地似乎就是一个小广场，这里曾一度做过小城唯一的电影院。从会堂北侧向东沿着会堂的外墙是一条狭窄的巷子，我小时候墙上钉的路牌是“都土地庙巷”，后来改为“工人巷”。这座会堂是在旧时都土地庙的原址上修建的。会堂的后身是一条狭窄且蜿蜒曲折的南北向小巷，叫准提庵巷，向北通往东大街（人民路），向南通往东台巷。距工人巷尾向北不到10米，有一条巷子交于准提庵巷，笔直向东有百十米长，然后转弯向北通过一块旷地，从城北医院（旧称“十六联”）西侧通向东大街。巷子实际被分为两段，巷头是东西向，巷尾是南北向，都叫斗鸡厂巷。如今那块空场早就消失了，巷子已成为直角转弯形，狭窄得很。

记忆中由西向东的这条巷子很是整齐，没有任何破屋倒墙。青一色的站砖铺路，坐北朝南排列有好几户深宅大院，青砖黛瓦，雕花门楼。我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

3号门牌是亚洲大药房陈姓的私宅。一对铁皮钉满铜钉的大门，推开门后是一长条形的小院，等长于3间大屋。小院里一棵齐墙高枇杷树，常年翠绿，另一端是小半人高的花台，花台中央种植有一丛天竺，周围布满了各式花卉。秋冬季节，天竺上长出一串串豆粒大小鲜红的果子，如遇下雪，出落得美不胜收。从小院中间一道门进去是四方形天井和三间两厢的结构，穿过堂屋的屏门就是主家的居所，仍然是三间两厢，一方天井。他家从前到后一共3进大屋和庭院，1953年前后我祖母以一纸一年期的“赁房纸”租住在第一进，想不到一住就是40年，乃至于后来不知情的都以为是我家祖产。

亚洲大药房解放前是本城著名的西药房兼诊所。老板叫陈伯哉，人称大太爷，在我出生后不久即离世了，留下一位补房太太和她的亲生闺女，我称大老太和老孃孃。大太爷和前妻育有一子，出息了得，在上海读的老牌艺术院校，专攻戏剧化妆和雕塑，后来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名叫陈绍周。先前已在家里成婚，并生有两子，但后来梅开二度，抛下了原配发妻和两子，在沪重新成家。可怜了大少奶奶，守一辈子活寡。大老太和大少奶奶在中进的正屋对房门而居，此时大太爷已逝，大少奶奶从祖业，作为一名护士加入了公私合营的“十六联”医院。这对婆媳年龄相差无几，小姑也和两个侄儿同龄不同辈，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成了“生死活对头”。大老太生性柔弱，和女儿相依为命，大少奶奶虽有工作，但要抚养两个在外读书的儿子，此时家道中落，靠吃老本维持，实属不易。为分割财产，请车逻的二太爷主持谈判，多年未果，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房产改造”，多余和出租的房屋全部收归国有。大老太也去世了，小姑嫁人了。50大几的大少奶奶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她作为“资本家代理人”惨遭批斗、抄家，扫厕所、拖板车，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从城南到城北运送医疗用品。两个儿子读到中专，由于出身问题，与大学无缘，后来他们都在外地成家立业，如今都已年过古稀。

从我家大门向东10来米是李家大院，有这条巷子里最漂亮的青砖雕花门楼。推开大门是一方小天井，正对大门的墙壁上爬满了藤蔓，墙角一条边的海棠花，地面用站砖铺成人字形条纹，长满了绿苔。进大门左转朝东方向是对开的二门，进得二门是柴房，中间通道，右边堆放柴火，左边隔出一间，支一膛三眼大灶，是厨房。走过过道是狭长形的天井，天井里有一棵高大的黄芽树，树头已经伸出院墙，正对院墙的3间大屋，中间明堂，两边是有顶地板的房间。天井的另一端是小厢屋，纸糊的格扇为门，直对柴房过道和二门。从第一进堂屋直穿而过，来到第二进，也是三间大屋，比第一进高大深邃，堂屋的老爷柜正中上方悬挂着洒金白底朱字“天地君亲师”的条幅，老爷柜上排放着香炉蜡烛台。

李家是开蛋行兼炕坊的，家底很殷实，有弟兄两个，统称大房和二房。大爹爹（我们这里祖父辈称爹爹）身板硬朗，白发寸头，一脸的严肃。我记事时他家的生意也公私合营了，大爹爹不怎么出去，大奶奶成天在第三进屋里编织芦席和窝积（我们这里很多人家都做这个营生，因为有很多的芦荡出产芦柴）。每天傍晚时分，老两口把成捆的芦柴铺在后门口的路上，拉着石磙碾压，要干到很晚才收工。从他们的吃穿用度上根本看不出是有钱人家，只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读大学，大灌子（小名）在兰州，小灌子在武汉。

二爹爹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二奶奶和独生女儿。二奶奶单身住在第一进的小厢房里，女儿在扬州上卫校，后来分到苏北人民医院当护士，嫁了个政府秘书。二奶奶小巧的个子，半大的小脚，慈祥可亲，爽朗豁达，特别和巷子里的小孩玩得来。她虽不识字，但肚子里故事不少，经常讲给我们听。二奶奶丈夫死得早，靠帮人（做保姆）和洗衣服抚养女儿读书，和大房老死不相往来。原来二爹爹在世时，他家有约定，第一进大屋归二房，第二进归大房，其余的二一添作五。但二爹爹去世后，因为无子，大房坚持要将小灌子承继给老二，目的是占有祖产。二奶奶坚决不从，她说：“我无儿有女，同样要继承祖产。”所以她把两个正房分别出租，一个租给“宝应奶奶”，一个租给“詹大奶奶”，自己住在小厢屋里，以维持生计。

从李家门楼向东约20米，不算起眼的是邓家的大门，开门即是小穿堂，和穿堂并排向西有五六间小屋，小屋前一条砖铺的甬道，通向对过的5间大屋。正中是堂屋，两边的房间都有里套房，全部玻璃格扇，通亮透明。邓家是“大顺酱园”，所以在南北大小屋间相当于人家3进庭院的地皮是晒场大院，院內除长满各式花草，两边排列有几十口大缸。南端临院的一排小屋实际上是作坊和下房。我记事时，留着山羊胡子的邓大太爷年事已高，好像有四五个女儿，都在外地读书，领养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其时已作为资方代表加入公私合营的高邮酱醋厂，大院子也闲置了，那些大缸埋半截在土里，用来养金鱼。

从邓家往东，还有张银匠家的大院，一进门就是宽敞的天井，前后两进大屋。张银匠死得早，夫妇俩不育，从乡下领养了一个儿子，成人后，心路大，独闯天下，最后落脚在乌鲁木齐的一家国营工厂。直到张老太归天，我们从未见过她这个儿子。张老太长我奶奶几岁，她们相处得像姐妹。老太孤寡一人，我们全家都乐于照顾她，过年过节一般都在我家。当然她也不讨厌，白皙的皮肤，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双小脚，拄个拐杖，还识得几个字，说话很幽默，并不为孤独而悲伤在外。

记忆中的这条小巷还住有卖熏烧的、开木匠铺的、开布店的，还有小学教员，后来又搬来了吴校长、徐书记等等。冬去春来，时代变迁的脚步不停，如今这条小巷仍然古朴、幽静，但早已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