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诸事皆废，闲着也是闲着，用手机看看短剧，听听小说，已成了我生活中的常态。就那么半倚半躺地瘫在沙发上，面对屏幕，体能降为零，智商降为零，不图收获，只求舒服，有时睡着了都不知道。可有一天忽然听到这么一句话：“命运命运，人的命运，命是定数，运是变数。年轻时向前看，皆是变数，未来可期；年老后回首望，竟是定数，全都命中注定。”我竟如醍醐灌顶，感叹不已。別人我不知道，我的这一辈子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比如上大学，我的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我顺利升入初中，当时我们初一教室的后面，正好是高中部教室。初一和高三，本是中学阶段相距很遥远的两个顶端，可由于我们的教室靠得太近，我们和高三的同学就不时相遇了。相遇的地点是我们教室东山墙外的一个露天小便池。当时大家早晨都是吃的稀粥，第一节课下的头等大事，就是迫不及待地去放水。高三的同学自然也首选我们这个小便池，于是在一阵酣畅淋漓之后，我们嘻嘻哈哈地也认识了不少高三的同学，甚至还给有的人起了绰号。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来年暑假过后，我们认识的这些高三同学，却不断有他们的好消息传来：某某考到北京去了，某某考到上海去了，好像最不济的，也去了离家最近的扬州师范学院。这些消息对我触动很大。在整个小学阶段，我懵懂无知，浑浑噩噩，不知道学习，正是这些消息，在不知不觉中激发了我的学习欲望，让我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我这个小县城的穷孩子，要想走出去，只有上大学这唯一一条路。有了这个觉醒，两年之后我终于坐进了后面那排我向往已久的高中教室。

进入高中，自然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目标只有一个，考大学，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大城市去，对未来充满期望。我雄心勃勃，自觉成绩还可以，上个普通大学不成问题。可最后的事实是，我名落孙山，铩羽而归。我以为自己考砸了，愿赌服输，老老实实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可多年之后，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像我这种人的档案上，早就写上了“此生不宜录取”几个字，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是地主成份。关于这个成份，我一直莫名其妙。我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家庭妇女，祖父是地主与我何干？从必须填写这类存档表格以来，我在家庭成份一栏里，一直填的是职员，在小学和初中都没问题，怎么到高中就在后台操作中变成了地主？后来我和同命运的几个同学谈起此事，才明白那时已开始大抓阶段斗争，宁左不右，我们这些最低层的小蝼蚁，只能自认倒霉。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也就此开始。大学不能进，下放却不能少，高中毕业后，我很快被下放农村当上了农民，并且头上还多了一顶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帽子重啊，估计当年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也不会有这么重。记得当年为了改造自己，我积极参加国家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吃得苦耐得劳，一起干活的农民想推荐我当“三好水利战士”，可带队的头头立即就很实诚地否定了：“吴毓生表现不错，但家庭出身不好，报上去也不会批，白浪费一个名额，还是换个人吧。”我听了摇头苦笑，在心底深深叹了一口气。一个“三好水利战士”的荣誉，不过一纸语文书大小的奖状，过了这个村谁也不会记得，竟然也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得到的，这是怎样的“可以教育”啊？于是在这个“可以教育”的身份下，城市对知青招工了，没我份；大学对知青招生了，更没我的份。转机是在1971年，国家开始宣传计划生育，我为大队编排的一台文艺节目，反响很好，终于立功有赏，获得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我的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下来。至于上大学，虽然仍偶有所想，但终究不是我的菜，还是一别两宽，永远拜拜吧！

然而，就在我对上大学彻底绝望后，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是1977年秋天，学校正在放秋忙假，我们教师都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劳动，场边绑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播过几首久违了的歌曲后，忽然就播出了一条天翻地覆的新闻：国家从这个秋天恢复高考，所有有能力的应届往届毕业生，不计年龄，不论婚否，不分出身，只要没有重大政治问题，都可报名参考。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漫漫长冬后的一声春雷，震得我早已深埋于心底的那颗要上大学的种子，竟在一瞬间苏醒，破壳，发芽，不可阻挡地长出青枝绿叶。我抬头看天，天蓝蓝的，深邃而高远，明亮纯净的阳光无遮无碍地洒下来，洒在地上，洒在树上，洒在房子上，到处都升腾着热气，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我心里很兴奋，立即和场上同是高中毕业的几个知青教师议论起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回城机会，而且不需要托关系走后门，完全可以搏一搏，赢了最好，输了也不算输，没有任何损失。于是秋忙假一结束，我便急急忙忙赶回城，从床肚里把那些发霉了的高中课本翻出来，包包扎扎带下乡重温恶补。由于离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没日没夜地复习着，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那真是拼命的两个月，很苦很累，但心里却充满希望和阳光。上大学，上帝早给我把这扇门关上了，现在却突然打开了这么一扇窗，我再不努力跳出去，那就怪不得任何人了。

报名果然很顺利，没有任何让我头疼的政审。填志愿也很简单，我靠船下篙，很务实地填了离家最近的扬州师院中文系。什么去北京上上海，不去做那个梦了，先跳出“农门”才是最重要的。考试分两次，由于积十年之久，报考的人太多，必须先预考淘汰一部分，剩下的人一个月后再复考。这种先后两次的高考模式，好像建国以来仅此一次，也算是空前绝后了。预考那天，考生如潮，明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近一二年毕业的小年轻，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下放老知青了。老知青的脸上满是沧桑，也满是坚毅和期待。我在他们当中看到几个熟人，互相点头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在这即将敲叩命运大门的时刻，什么语言都是多余的。我相信命运会赐福于我们，让我们苦尽甘来。

接到扬州师院的录取通知书，已是来年二月。二月里来风光好，这个1978年的二月，在改革开放的前奏中，阳光和煦，春风浩荡，似乎格外美好。那天我手攥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仿若梦中。从我1964年第一次参加高考算起，这张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整整延宕了十四年。这期间，上苍没给我一点上大学的机会，也没给我一点招工的机会。上苍明白，如果当时怜悯我，让我招工到城里哪怕是一家很小的工厂，我便会贪图安逸，再也不会来参加这次劳心费力的考试，从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上苍的安排就是要让我出身不好，就是要让我在该上大学的年龄，坠入深谷，饱受苦难，然后逼着我慢慢朝上爬，在过了上大学的年龄，给我送来这张录取通知书。——在哲学上，这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可在 《西游记》中，这就是命，这就是命里的定数和劫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生，也许真的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可唐和尚的磨难，是如来、观音特意安排的，我这磨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去年，我们一群六十年前毕业的高中同学，进行了一次纪念聚会。几十个人相聚一堂，个个都老得不堪入目，令人唏嘘。其中也有不少当年考上大学的，跟他们聊起来，他们后来的境遇好像也不比我这个当农民的知青强多少。比如一个考上清华的李同学，毕业后分到了陕西铜川的一个广播站，却因文革中造反而被孤立监视，很长时间得不到重用。再比如一位考上农学院的王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离家十万八千里，犹如另一种形式的下放，多少年后才调回南京。这么聊着聊着，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一切都以1976年为分水岭，之前无论是他们出身好考上大学的，还是我这个出身不好下放的，日子过得都不轻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大家的生活才都安定下来，活出滋味，活出傲气。再扩大一点说，当年我上大学后，那些还留在农村不能招工不能上学的知青，也都很快被安排回城就业了。我下放的农村也因包产到户，家家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还有，右派平反了，出身成份取消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面貌，就这么焕然一新了；日子，就这么蒸蒸日上了。细细一想，我忽然又悟到了另一点：什么命啊运啊，从微观上讲，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确有变数和定数，但从宏观上讲，个人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其实是紧密相连、同脉共振的。国家好，我们就好；时代苦，我们也不会甜。从1976年起，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不都是因为国家拨乱反正，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吗！

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发展几千年，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伟大、最辉煌、最值得骄傲自豪大书特书的时代。

这就是国运，是时代的定数，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