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一纸公文，将我调省工作，此后经年，我本一介农家子弟的头上居然进而有了一顶“七品官帽”。家乡南荡村众多父老为我庆幸，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想，从高邮县城调省工作，这是一块“天大的馅饼”，怎么落到我这南荡小子的头上呢？很多熟悉我情况的朋友，分析我是因为宣传研究汪曾祺被上级部门看中了。这分析其实是想当然，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这个疑问，直到我到新单位——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的第一次支部会上，自己才彻底明白。当时分管文化、文艺的副部长陈超先生，用明白的语言，当众坦然解释了这一切，我这个当事人、幸运者，自那天明白原委后暗暗发誓：永志不忘！24年后的2008年月7月，陈老因病逝世，7月18日那一天，省有关单位隆重举行有省领导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追悼会，我含泪写了一篇悼念散文，发表在《扬子晚报》上，并买了若干份报纸在追悼会上广为散发。我在文中描绘了时刻萦回在我脑海中的、陈老当时讲这番话的情景，如实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当年扬州师范学院）曾经考虑过让你在扬州师院留校任教，但当年就是那个政策……可我一直记着你！现在，你终于来省工作了，很好！我也放心了，要珍惜啊……一席话语重心长，说得我如梦初醒，更说得我热泪满眶。”

从高邮调省工作是我人生命运中的重要转折点，根本原因是遇上政通人和的新时代。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也确实是现实生活中少见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文友联系我的写作实绩作出善意的分析，也在情理之中。高邮是文风昌盛的地方，就文学而言，站在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古老中华文学角度看，因为群星闪烁璀璨夺目，在高邮土生土长的、达到耳熟能详举世公论的文学代表人物则非秦少游莫属。可是，若换个角度看高邮的文学，也需承认：在新时期到来之前，高邮的文学不仅在江苏没地位，即便在扬州市，也只是一般般。直到新时期到来了，高邮的文学，才有越来越响亮的名声，这都幸亏出了汪曾祺！汪曾祺确实是一位历经九九八十一苦难锤炼淬火后、终于修炼成独具风采的文学大家！如今提到高邮就会想到汪曾祺，还会随之承认：高邮最有名的不再是双黄蛋，而是：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 而我，就凭着与汪曾祺同乡、与汪老的弟弟高中同班这两点，当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搁笔的汪曾祺，在新时期之初复出，佳作泉涌，震动文坛，连许多文艺界的人都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时，不失时机地开始宣传汪曾祺，迄今已45年了。

当今文坛，研究汪曾祺已成为一门显学，我本无意争这“第一”，却由于我起步早，且略有成果，不只一篇新闻、一名文友甚至也有专家学者，称我是“国内‘汪研’第一人”。我明白并感谢他们是出于鼓励我的真诚善意与好心，自己从未在公开场合自称过，更没有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写过，因为愧不敢当。左思右想之后，近几年，我已不但在公开场合坦述，而且在正式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白纸黑字写明：我不是汪曾祺研究的专家，只是国内最早宣传汪曾祺者之一。

短文至此，本已可划上句话，却又觉得意犹未尽，索性再写两句话：“作为高邮人，我为自己与汪曾祺同乡深感荣幸；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为宣传汪曾祺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事，觉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