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推敲”，自然要从几乎人人都知道的“推敲”故事谈起。唐代苦吟诗人贾岛在创作《题李凝幽居》时，曾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句中的“敲”字上犯了难，不知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炼字之时，贾岛所骑之驴不觉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韩愈获悉情况后“推敲”了一下，觉得用“敲”好，一锤定音，敲定了“僧敲月下门”。其实，究竟是“推”好还是“敲”好，贾岛没主张，韩愈这一锤子也未见得对。因为韩愈没弄清这和尚敲的是谁家的门。如果是李凝或别的人家的门，当然得敲。夜晚去访，能不敲吗？贾岛根本不会在“推”“敲”上犹豫不决。很显然这和尚回的是自己的寺庙，是推门而入还是敲门而入，这才让贾岛犯了难。韩愈觉得用“敲”好，或许认为“敲”既合现实又合礼数，还以动衬静，显示出夜景的另一种幽美。但韩愈有没有推敲过，这和尚可能是个孤僧，他出来玩，无论是把门虚掩一下还是给门上锁，回去时都不必敲。当然，这庙里可能还有其他人，那就更不必敲了。他们知道和尚出去了，担心半夜被他敲门惊醒，更懒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给他开门，自会给和尚留着门。这是从现实情况来推断的，如果从诗歌艺术上来谈，用“推”还是用“敲”，当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在《咬文嚼字》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所以朱先生认为，“推”无声，比“敲”要调和些，更契合全诗的冷寂氛围，更强化了幽居的孤寂感。想想也是，人家李凝幽居，园荒邻少，本就图的个清净，你这个和尚在外面玩得尽兴回来了，也不看看早已明月在天，万籁俱寂，连鸟儿都睡着了，却不管不顾地砰砰大声敲门，就不怕扰人清梦引发众怒吗！

再看看另一个也是读书人皆知的炼字故事，就是北宋王安石在写《泊船瓜洲》一诗时，其“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是反夏推敲、反复斟酌而来的。王安石最初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觉“到”字不妥，改为“过”字，后又改为“入”字、“满”字，最终受王维“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別》）的启发，改定为“绿”字。不得不说，这个“绿”字很出彩，不仅展示了江南生机勃勃、满目绿意的春天景象，而且还照应了自己思归的急切心情，“明月何时照我还？”可这个被誉为全诗“诗眼”的“绿”字，在现代诗的美学要求面前，又有待商榷了。现代诗讲究含蓄内敛，诸事不说满不说尽，尽量留给读者去拓展、去思考、去想象。由此观之，“绿”反而不如最初的“到”了。当代诗人臧克家就在《一字之奇，千古瞩目》中说：“我这个人，对这个‘绿’一直评价不高……我嫌它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如果不用‘绿’字而用‘到’或‘过’，反觉含蓄有味些。”确实，读到王安石这个“绿”字，涌进我们脑海的是无边的绿色：绿山、绿水、绿草、绿树、绿庄稼……虽然“绿”出了春风带给江南的勃勃生机，却也把江南的春色写满了写定型了，整个江南就是铺天盖地的一片“绿”。而“到”字留给读者的想象就丰富多了。春风吹到小麦田，江南是绿的；春风吹到菜花地，江南是黄的；春风吹到桃树林，江南是红的……江南的春天本是万紫千红、色彩缤纷的，怎一个“绿”字了得！于是，美丽的春天激发出美丽的想象，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文。这里且不说古代那些不胜枚举的咏春诗文，单就现代朱自清的一篇散文《春》，就让我们目不暇接了：“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还有艾青的诗歌《春姑娘》：“她是一个小姑娘，长得比我还漂亮，两只眼睛水汪汪，一条辫子这么长……”——脱离了“绿”的想象，春天如此丰富多彩，臧克家还真是言之有理。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联想，王安石诗中的原句是“春风自绿江南岸”，“又绿”是“自绿”之误，那么他这儿的“春风”可能还是一种自比，渴望“明月”（皇上）什么时候照到他身上，让他重“还”朝堂呢！

当代作家汪曾祺也有一个文字推敲的故事。他在《说短——与友人书》中说：“我写《徙》，原来是这样开头的：‘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改成了：‘很多歌消失了。’我牺牲了一些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汪曾祺对于这个改动，显然很满意，而我这个阅读者当时的感觉却是两个字，突兀。“很多歌消失了”，开篇劈面而来就是这么一句，没有像《异秉》《受戒》《岁寒三友》那样直接切入人物，无形中会让人心头一紧，以为是在读悬疑小说。而且这样刻意为之的“峻洁”，跟后文一点也不峻洁地由歌及校，再由校及人地慢慢说事说人，在叙述风格上也不协调一致。文体的峻洁，不是文中一两处“峻洁”一下就峻洁了，更不是句子中减少几个字就峻洁了，而是从叙述的整体上来确立的。这就像一条水速缓慢的河流上，快速驶过一艘轮船，轮船后面的水在螺旋桨的鼓动下，翻出汹涌澎湃的浪花，我们却不能说这条河汹涌澎湃。汪曾祺写小说，一直强调“慢慢说”，碰到一个人，慢慢说，遇上一件事，慢慢说，像数学中分解质因式那样分解开来慢慢说。因此汪曾祺的小说，从文体上看，是说明文化，是散文化，根本谈不上“峻洁”，甚至还有点儿冗长。比如《大淖记事》开头对大淖的那段介绍，就有人认为长了点。但从语言上看，汪曾祺的小说还是能跟峻洁靠上边的。他的语言短句多，句号多，能简略处决不繁杂，能“牺牲”处决不保留。比如《异秉》中对王二熏烧摊的介绍，对保全堂药店的介绍，都是这样。而《受戒》的结尾部分，那别具一格的短句式人物对话和景物描写，更是洋溢出浓浓的诗情画意。但《徙》开头的这个改动，不能算是成功的。行文要简洁，得首先要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徙》开头这个改动，实际上也改变了原来所要表达的意思。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就指出：“这样的简益求简、洁益求洁，精神令人感佩。但是，追求简洁，应该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在这里也是适用的。细加品味，这两个开头，意思并不一样。‘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这意思是说，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歌，都消失了，不剩下什么了。而‘很多歌消失了’是说有过的歌中，有很多消失了，前提是还有很多甚至更多的歌没有消失。汪曾祺‘牺牲了一些字’，虽然赢得了峻洁，但也损害了原意，这也是一种以辞害意。”（《魯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兼论汪曾祺语言观念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语言要做到言简而意不简、意不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阳修的“环滁皆山也”简洁得好，但把古诗《江南》中的“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改成“环莲皆鱼戏也”就不好了。行文的简洁与否，归根结底是情感表达的需要。一味追求简洁，还不如回到古文时代去。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事实是“敲”也好，“绿”也罢，都是作者的情感选择，早已成为定案，我们在这儿不厌其烦地解读，其实是自作多情。倒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要面对实实在在的事情，容不得我们不去认真推敲。比如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请你吃饭，你心里就一定会想一想，这个邀约能不能去，去了将会怎么样，不去又将会怎么样。再比如你高考考了个好分数，是选择北京的高校，还是选择上海的高校，你心里恐怕会想了又想。这个“想一想”“想了又想”，实际上就是推敲。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性的自私多变，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宜推敲或经不住推敲的。即如所谓纯洁高尚的友谊爱情，本应心灵相通，坚不可摧，可在现实面前，哪怕触及一点小小的利益，也常常不堪一击，露出人性丑陋的一面。下面三个小故事就很有意思。其一是：某甲搭一个朋友的顺便车，下车时朋友要甲支付了一半的油钱，甲也因此省下了大笔的路费。这看起来是双方都得益的事，但甲从此再也不去搭理这个朋友了。这个朋友认为，甲搭车，分担点油钱，天经地义。可他没有想到，友谊无价，他帮甲的人情无价，可他却折换成几个钱贱卖了，硬是给自己贴上了“此人不可交”的标签。其二是：有男女相亲，男孩明明有房有车，家庭收入也不错，偏要自作聪明地装扮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打工仔，去考验女孩是不是个看重钱的人。结果自然是女孩拂袖离开。男孩很得意，自以为成功避开了一个拜金女，殊不知他这样居高临下，做法本身就有问题，更何况嫌贫爱富本来就是人的正常思维，你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人家女孩子凭什么要选你当她的“白月光”。还有一个版本：男孩最后说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女孩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将男孩狠批一通，愤然而去。当然，也可能女孩原来也是有钱的，两人花好月圆欢天喜地走到一起。第三个故事是一位老教授亲口讲给我听的。这位老教授还在上大学时，就在国家名刊上接连发表诗评，赢得了一位同学的推崇。这位同学家住景德镇，特地定制了一个陶瓷茶杯，刻上歌领友谊的诗句送给老教授。可后来老教授被打成右派，这位同学立即顺应潮流，大义凛然地跳出来，批判老教授诱导他走“白专”道路。友谊不再，杯何以存？老教授回家就把茶杯摔了，让这个“茶杯友谊”成了笑谈。从这三个小故事不难看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也是脆弱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真理在握的，但如何摒除假、丑、恶，坚守真、善、美，就看各人的修养了。

不“推敲”了，还是糊涂一点安安稳稳过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