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时光深处，有一盏灯始终未灭——那是南园私塾里跳跃的烛火，映照着三代人坚守的师道与传承。

南园私塾的起源，可追溯到我的曾祖卢连山考取秀才之时。自那一刻起，南园私塾便从最初的“蒙馆”升级为“经馆”，完成了从启蒙识字到研经备考的华丽转身。

当时的大卢村虽有大几百户人家，私塾仅有两三家，而南园私塾以其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

别处的私塾多在先生家堂屋凑合，挤挤挨挨摆几条长凳，而南园却拥有专门的学堂——南客堂。四五十平米的空间，敞亮通透，最难得的是院子里花木繁盛。春天，花香混着墨香；夏日，树荫底下能认字。这种学习环境，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

曾祖与祖父边行医边教学，学费不用现钱，以稻谷结算。开蒙一学期两石，读深些的三四石。对穷苦人家交不起学费的，他们从不计较。这份包容与远见，使得南园私塾的门槛虽为学问而设，却从未因贫穷而将求学者拒之门外。

上世纪初，三垛镇的陆大太爷为我家的医馆与私塾题名“南园”，从此这个名字便在方圆几十里传扬开来。陆大太爷，名陆亦奇，在南京、上海都做过官，书法一绝。高邮城里老一辈都知晓他，据说北京故宫都藏有他的墨宝。

南园私塾依河而建，粉墙黛瓦，是标准的四合院。最引人注目的是门前两株碗口粗的枇杷树，一株湖北种，一株江西种。五月结果时，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常引来庄上淘气的孩子拿竹竿偷打。有回，父亲卢筱仙撞见正踮脚够果子的孩子，孩子们吓坏了。谁知父亲只是笑笑：“伢子，我们家的洞庭红枇杷还没熟透，酸，等月底再来。”这般宽容，在南园是常事。

私塾西边是一片长着芦苇的池塘，秋日芦花盛开，白茫茫一片，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放学后，他们常钻进去捉迷藏。有一回，庄上的德伍同学放学后钻进芦苇荡，因躲得太深，直到天擦黑才钻出来。回家自然少不了一顿打。恰巧祖父卢长葆前去家访，轻轻一句“孩子贪玩是天性”，他母亲举着的扫帚就放下了。后来他母亲常说：“老先生一句话，顶我十扫帚。”

南园院子里果木繁多，石榴、水蜜桃、柿子、橘子，四季不断。最特别的是薜萝松，叶子像针，密密地爬满半面墙，夏天绿荫荫的，秋天变黄，冬天也不落。父亲常借此教导学生：“这松不像别的松往高里长，它肯俯就，你们读书也要这样，不能眼高手低。”

南园私塾设在南客堂，三十几个孩子的桌凳大多从自家搬来，高矮长短，五花八门。有的是张旧方桌，一条腿短了，垫着瓦片。阳光从南窗照进来，在桌上画出歪斜的格子，孩子们就用手指在光斑里写字。在这样质朴的环境中，知识悄然传承。

上午上课，下午自习。念书、写字、对对子、做作文，构成了南园私塾的日常。父亲教学灵活，不照本宣科。对对子专拣园子里的东西，“螃蟹菊”对“美人蕉”，“玉如意”对“水蜈蚣”。孩子们咯咯笑中，领悟到文字的魅力。背书也不死板。春天，先生带学生在银杏树下边走边读，称这样记得牢。夏天太热，就把课堂移到竹林里。冬天，教室漏风，孩子们冻得直跺脚。先生让人把炭盆抬到教室中央，大家围坐一圈听讲《论语》。炭火噼啪作响，先生讲解“有朋自远方来”，窗外细雪飘飞。那个画面，温暖了学生一生。

抗战时期，私塾开课不稳定，课程也简化，主要教授基础文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们村的卢太来就是从南园私塾直接到部队参加抗战的，因在火线入党，后改名为卢战。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上海、安徽等地工作，成为党的高级干部。

前两年还健在的91岁老人姜朝柱，也是南园私塾的学生。他是横泾乡人，小时候家境贫寒。有年秋收不好，姜朝柱父亲拎着半袋花生来学堂，窘得满脸通红。父亲卢筱仙见状却爽快收下，“花生好，煮粥香。”第二天，还让姜朝柱带了一包旧衣服回去，“你弟弟妹妹穿着应该合身。”这事在村里传开后，有人说父亲傻，收不上学费还倒贴。父亲听了只笑笑，“读书人，总要知仁义。”

南园私塾自曾祖创立，至全国解放，历时近百年。曾祖卢连山、祖父卢长葆、父亲卢筱仙三代人都担任过塾师。

南园私塾的烛火虽已随时代变迁而熄灭，它的精神却如涟漪般扩散。当年那些在枇杷树下识字、在芦苇荡中嬉戏、在炭火旁诵读的孩子们，终其一生都记得“读书人，总要知仁义”的古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