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兄妹四人中，大舅走得最早。我嫁过来时，他已是挂在老屋墙上的一帧黑白照片，面容清癯，眼神温和。余下的二舅、三舅与婆婆，伴着果园里岁岁年年绽放的梨花，与我们共度了许多绵长而温暖的时光。

老家的果园场格局独特，几户亲戚的宅院挨得极近，墙垣相连，枝叶相叠，一家炒菜的香气，能顺着风飘进隔壁的灶间。我们家与舅舅家，不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是日日相见、烟火相通的邻居。这种亲密，是城市楼宇间难以想象的诗意。

大舅妈是个极其温婉的人。她话不多，眉眼间总带着一团和气，像初春晒在人背上暖洋洋的太阳。她养育了二子四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从未见她有过半分急躁急躁。她总是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终日守着一方洒扫洁净的院落，把柴米油盐的日子料理得妥帖安稳。她的厨房里总弥漫着一种温暖的食物香气。孩子们长大后个个孝顺，逢年过节便像归巢的鸟儿从四面八方涌回她身边。顿时老屋里挤挤挨挨，添碗加筷说笑满堂，那份世俗的热闹映着她始终柔和的笑容，仿佛岁月静好本该如此。她就像一棵安静的树，为所有人提供荫蔽，自己却从不多言。

二舅腼腆，爱笑，见人常先咧开嘴。他话虽不多，手脚却从未闲过。春天疏花，夏天打药，秋天摘果，冬天剪枝……他那满脸深深的皱纹里，仿佛还能看见去年夏天的汗渍。二舅妈与他性子迥异，爽朗泼辣，嗓门一亮半个果园场都能听见。她做事风风火火，利落干脆，是家里的“外交部长”和“财政大臣”。两人过日子极为俭省，一分钱常掰作两半花，餐桌上最常见的是自家园子的蔬菜。他们把全部心血都浇灌在儿女身上，那种近乎执拗的付出，最终结出了果实——一个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一个女儿端上了公家的饭碗。每每提及儿女，二舅那惯常憨厚的笑容里便会闪烁出一种难以掩饰的骄傲，那是他们一生辛劳换来的、最踏实的体面。

三舅同样沉默，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让人敬佩又心疼的倔。前些年那个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三舅妈先他而去后，三舅的话就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院门口望着梨园的方向发呆，身影也显得愈发清瘦孤单。那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说他“白了肺”。全家人的心都悬在悬崖边上，他却硬是从鬼门关挣了回来。后来才知道，支撑他的，是一个朴素的念想——要亲眼看着重孙过十岁生日。三舅终究是守信的，等到重孙的生日宴热闹办过，他又静静陪了家人一段平稳的时日，方才像完成所有任务般安然阖目。

婆婆与公公是大家公认的老实厚道人。婆婆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勤劳、善良、隐忍、持家有道。公公话更少，只是默默劳作，用肩膀扛起一个家。几家亲戚住得近，人情往来便格外稠密。这种“稠密”并非礼节性的客套，而是融于日常的涓涓细流：谁家炖了肉，头一碗总会让孩子端给邻家的老人;谁家园子的梨熟了，站在院门口招呼一声，大家便提着篮子笑着聚拢过去;夏夜的星空下，几张竹椅拼在一起，摇着蒲扇，聊的无非是庄稼的长势、孩子的学业，却能让一身的疲惫在晚风中消散。

如今，风霜带走了老一辈的身影，他们渐行渐远，没入时光深深的河床。那份由他们缔造并守护的血脉温情，如同渗透泥土的养分，在新的枝干上延续。我们这一辈人，虽散居各处，为生计奔波，但无形的线依然牢牢牵着。过年依旧是雷打不动的仪式，大家不约而同回到老宅，女人们在厨房里各显神通，男人们张罗着贴春联、放鞭炮，孩子们尖叫着追逐玩闹。下一代的表兄妹们，也如我们当年一样，在果园的田垄间奔跑嬉戏，他们或许分不清复杂的辈分称谓，但一声“舅舅”“阿姨”喊得自然亲热，仿佛这种亲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