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共兄弟六人，五位叔伯祖父，我一个都没见过。

对我们这个家族，我知之甚少。小时候，因父母在泰兴工作，我有几段零碎的时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那时，我的家在臭河边的汪家大巷，后门出去便是汪家大院和一座高大的建筑——汪氏祠堂。

我对我的祖父这一房有了一点了解，是从泰兴随母亲到高邮，且是在新巷口小学读六年级时才慢慢了解的(因为老要填表)。我知道了祖父的政治身份，他把汪家大院献给了国家，他是一位开明绅士，县政协委员。紧随其后的文革和插队十年，祖父的政治身份便成了我的政治阴影，把我紧紧地束缚在一张无形的网里。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条件的宽松，我的一位堂弟参了军，我知道，绑在身上的政治桎梏打破了，可我也早已错过许多机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灌南的两位汪姓人来高邮，几经周折找到我父亲，是为续修汪氏族谱之事。他们因在老谱中发现原族谱中有《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他们和我父亲见面后，商量了续修家谱的体例和细节，并由高邮汪氏着一人为续谱写序。父亲推荐由汪曾祺代表高邮汪氏作序，并介绍了汪曾祺。其时汪曾祺已名声大振，提起京剧《沙家浜》，无人不晓，多篇小说蜚声文坛。

趁着这股热度，我请父亲用文字记下他所知道的汪氏家族的情况。两年后，一套十册《汪氏族谱》问世。上面系统地展现了以汪华一支汪氏的变迁，清楚地展现了以起凤公(八十一世，至我们一代，已是八十九世)一支来高邮后的变迁。

祖父这辈是八十七世的人。我祖父行四(生于1896年)，名嘉禾，字有谷(瞧这名字，充满农耕文明)，我的父亲以文记之：“江苏第二农业学校毕业。毕业后自苏州随父母返乡高邮，曾在小学任教师，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场长，后任高邮电话公司经理(属商办股份公司)，至抗日战争开始，从此一直闲居在家。至新中国成立，他以开明人士被高邮县政协接纳为高邮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协停止活动，父亲于1975年底逝世。”

江苏第二农业学校在苏州。祖父的父亲汪恒(八十六世，我的曾祖父，也即汪曾祺、汪曾炜的曾祖父)，字秉卿，光绪辛巳年恩贡，五品衔，曾任江苏元和县(属苏州)训导，及荆溪县(属苏州)训导。祖父随他父亲在苏州上学，毕业后又随之返乡。祖父在这所学校里学的什么专业，似乎觉得与蚕桑有关，一是他在回家乡后，曾在高邮蚕桑试验场任过职，二是家里的藏书中，有不少涉及蚕桑类，应该是当时的教材，为竖版线装本。祖父随父母返乡后，曾做过小学教师，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学校，父亲的文字里未提及。翟荣明先生《汪曾祺家世补正二三事》提及“据州志载：民国三年，汪嘉勋的三弟汪嘉元，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毕业;同年，四弟汪嘉禾，从江苏省立农业学校毕业，民国七年起，先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副主任、主任。”州志是官方的档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然旧式县州志是明显带有那个年代那个阶级的政治色彩的，它所记载的褒与贬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祖父的大哥汪嘉言(生于1853年，字文斋)，生子汪乃生，乃生生三子，长子汪景琦，于浙江大学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电院研究员;次子景良于南京农学院毕业，曾任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三子景文于山东大学毕业，曾任山西省太原机械学院副教授。

2018年11月，汪景良三女儿汪涛从福州来到高邮找汪家人，找至我家附近的一家小商店，老板把她带到我母亲家，我正在母亲处。她自报家门，说了一通，也未说清楚。我问她可知道汪曾祺这个人。汪涛说父亲在世时，她曾问过，父亲也说不清楚汪曾祺与他有什么关系(汪乃生与汪菊生为嫡堂兄弟)。我想起父亲写给我的文字，从手机翻出来给她看，终于清楚了祖辈、父辈们的关系。看到祖、父辈的名字，她高兴得跳起来，说找到了高邮的亲人。

祖父的二哥汪嘉勋(生于1863年，字铭甫)，生三子，长子广生，二子长生，三子菊生。广生长子曾浚，毕业于湖南大学矿业系，曾任开滦煤矿总工程师;次子曾炜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曾任沈阳军区医院副院长，心血管科主任，文职上将。

祖父的三哥嘉元，有一女。

祖父弟汪嘉庠，无后。据父亲文字说“嘉庠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北京大学前身)”，但我查得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北京工业学校是指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嘉庠究竟毕业于哪所学校，怕是说不清了。小时候听祖母说过这位“五爷”的话，说是五爷患急病去世时，家里接到聘书，每月大洋多少多少，家中人更是悲伤。

祖父弟汪嘉善(生于1900年)，我的记忆中，他家的祖屋在汪家大院祠堂旁边，两进房子，上下客厅，地面铺的四方地砖，两旁宽敞明亮的房间，上有顶板下有地板。1949年以前，六祖父就带着家人去了苏南生活，他本人在苏州电报局工作，成了自食其力的职员。六祖父生有六子三女。他的儿子中间，有两个参军，一个成了军医，一个进了军干校，分在总后勤部工作。六祖父于壮年时就远离家乡，也就远离了是非，他的子孙是幸运的。

祖父的几位兄弟中，许多成年子女都早早读书离开了家乡，进入社会并多有建树者，且很少有人再回来过。唯有二哥嘉勋的三子菊生一直在家乡，享受着祖产带给他的生活，当然也有着他本人的精明与孜孜不倦的努力，这就有了1949年以后巨大的反差。嘉勋的二子长生无后，由长子广生的二子汪曾炜过继，因长生夫人喜欢菊生的长子汪曾祺，就有了二人一同过继给长生，也就有了汪曾祺笔下的“派继与爱继”之说。汪曾炜1949年后一直未回家乡，任职沈阳军区医院期间，曾多次与高邮卫生局领导有接触，多次为家乡人医治疾患。他的故事，曾被陈其昌先生多次报道，今已103岁，仍健在。汪菊生自高邮第二次解放后，即带家人从镇江回高邮老家，以后长期在高邮十六联医院(后为城北医院)任医生。因家有田产、药铺、房产，成份高，并戴上了“帽子”，成了被专政对象。菊生是我祖父的侄儿，却与我祖父是同龄人。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时候，两人在街上相遇，却相逢不相识，形同路人。汪曾祺出了名后，汪曾祺家成了富矿，家族数代人，被汪研专家们深耕细作，研得透透彻彻。许多汪研专家在文章中，对汪菊生多有溢美之辞，说他聪明伶俐，多才多艺，1931年高邮发大水期间，多有救人捐物捐款之举，他名下的药铺在敌伪时期也曾为共产党作过贡献。当然，这些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是抵不了财富所带给他的罪过的，菊生在高邮的后人，也因之受苦不少。

汪曾祺于1991年9月底第三次回家乡时，曾手书一诗赠予我父亲汪连生。诗曰“汪家宗族未凋零，奕奕犹存旧巷名。独羡小爷真淡泊，临河闲读南华经。应小爷命书 曾祺”。1995年，拆旧建新，汪家巷汪家大院及汪家祠堂和周边的一大块地被拆迁(包括了六祖父家的老宅，汪长生家的老宅)，新建了名曰“汪家小区”的几幢无电梯住宅楼。奕奕犹存的旧巷没有了，外地的汪家人再来邮，只能参观气宇轩昂的汪曾祺纪念馆，顺带着拜访局促一隅在纪念馆旁的汪曾祺的弟弟、妹妹一家了。

时代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计划生育制度的强制推行，许多人丁兴旺的家族已悄然坍圮凋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今，再提这些往事时，真觉得我们是幸运的。多少年来，和平之树疪荫着我们，改革开放后，生活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也让我们能从容地追思往事，赓续家风。正如汪曾祺在高邮家谱序中所说：绳其祖武，不坠家声，清白为人，永葆令誉，各尽所长，以利於邦国，瞩望来者，其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