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叮”一声响，是弟弟的转账。附言依旧简单：“过年了，买点年货。”我摩挲着屏幕，仿佛能触到那千里之外的温度。

我在高邮的日子过得从容，唯有弟弟的转账，不忍拒绝——那里面裹着的，是几十年“长姐如母”的光阴，就压在心尖最软的地方。

童年是清苦而忙碌的。父亲在远方教书，母亲整日扑在田里。我这个长女，自然成了弟弟的“半个妈”。他学步时，我背着他烧饭、喂猪;他闹腾时，我牵着他摘野花、捉萤火虫……只为让母亲在地里多干一会儿。等他稍大，我便带他去田埂。母亲弯腰插秧，我蹲在田边，眼睛紧盯着他那双不安分的小脚。后来我能挥镰了，就让他坐在树荫下，自己顶着毒日头一趟趟地收割。汗水淌进眼睛，心里只想：多割一点，母亲就能少累一点。

最难忘那个抢收的暴雨天，乌云压顶，晒场上的稻子眼看就要淋透。母亲急得掉泪，我拉起弟弟冲进雨里。他抱不动稻捆，就用小手拼命搂着一把把稻穗往屋里拖，浑身湿透，却仰头说：“姐，我有力气!”那晚，我在灶膛前给他换衣服，看见他胳膊上的血痕，眼泪就下来了。他却用脏手替我擦泪：“姐，不疼，我以后还帮你。”

后来我上中学，每天放学，放下书包就进厨房。一边烧火，一边给凑在灶边的弟弟讲题。我常偷偷给他炒一小把蚕豆，或是在灶膛里炕个山芋。冬夜，被窝冷得像冰窖，我总是先钻进去，焐热了再唤他。他蜷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满足地咕哝：“大姐姐，真好。”还曾悄悄许愿：“等我长大了，去上海上班，赚好多钱，让你天天吃好的。”

那颗温暖的种子，竟真的发了芽。弟弟大学后去了上海，一路拼搏，安家落户。而我留在高邮，日子平静。距离虽远，他的牵挂却从未迟到。

三年前，我生病住院。手术化疗期间，丈夫、儿子一时难以周全照料。是弟弟，成了我最坚实的远方支柱。每一笔转来的“营养费”，备注常是简单的“加油”。我总说别破费，他就在电话里急起来：“姐!你小时候替我扛了多少苦?现在让我尽点心，不行吗?”

如今，儿子也在浦东，与舅舅隔江相望。弟弟常叫外甥去吃饭，儿子也爱去舅舅家坐坐。这笔过节费，依旧年年准时。它并非生活的必需，却是我心底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