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愿相信但不容置疑，进入丙午马年，意味着我站在七十岁门坎之上了。

这七十年，我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学习阶段。18岁之前，与大多数人一样，处于学习阶段。在家接受父母教育，听从父母安排，吃什么饭，穿什么衣，与什么人玩，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事必须做，哪些事不能做，都有规定，不得乱来。自己心中那点“小主张”，往往与父母观念相左，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学校，一切听老师的，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参加学校开展的活动，不喧哗，不做小动作，不冒险，不逞强，不斗狠。在家庭和学校之间，也学着玩捉迷藏，滚铁环，斗斗鸡，弹玻璃球，飘洋画，掼纸炮，砸钱堆子，进而学打乒乓球，学打篮球，足球还踢了玩。除此之外，与妹妹下河边抬水吃，帮母亲烧下火做饭，因父母是裁缝，也学做针线活。晚饭后，常到附近邮局门口的橱窗下看报纸，到杂货店的店堂内听广播，或站在邻居豆腐爹爹旁边看他讲“三国”说“水浒”。也偶尔去电影院入场处试图蒙混过关。学习阶段，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第二，实习阶段。学生时代结束，各回各家。这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1975年5月28日，我19岁，去宝应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农场四年，我没有学到什么农业技术活，不开拖拉机，不扶犁把子，食堂炊事也没沾过，只用大锹挖土，用镰刀割柴，用双手插秧，用肩膀扛笆斗，队长分配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实习阶段。第二个实习阶段，是返城进省水建公司属下的水泥制品厂从事水泥混凝土操作工，与水泥砂浆为伍，这是苦脏累工种，其劳动强度不低于农场挑河泥、挖墒沟。1987年经协商从江都调回高邮水泥制品厂;2000年，企业转型改制，职工下岗，我和多数人一样，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一年，我44岁。于是，步入第三阶段。

第三，“一切从头开始”阶段。此时的我，购房款尚未还清，女儿正读高中，爱人也内退在家，母亲和岳母仅靠低保难以周全，需要给予一些资助，对我而言，经济上一刻也不能放缓。大集体职工的架子就此放下，有饭吃、有衣穿、还清债务是硬道理。不是天选之人，大事做不来，小事必须做，硬着头皮做。只要能受聘，好歹不问，工资由老板定。我知道自己的需求和责任，再艰难憋屈，不抱怨不气馁，保持住不跪不舔不盲从姿态，且不断纠正自己，认认真真安分守己地与过去的老同学、农场插友和大集体同事于相互平行又不羡慕忌妒恨的时空中各自前行，不自乱阵脚，摁住攀比心和浮躁心，在艰难中种“瓜”，在艰难中得“豆”。有被家人所爱和家人所需的“小确幸”，觉得一切都值。“一切从头开始”，我以为这还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见过的人，遇过的事，走过的路，尝过的滋味，可以说，比前二十五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世界，拓宽了我的体验。向远处看，前途是光明的。

我是平常人，认真生活，勇于担当。我以为，粗茶淡饭和开心快乐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