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汪曾祺先生文字时，我尚不知他与安徽的渊源。读到《皖南一到》时，他写道：“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歙县。”

皖南行，站在歙县徽州古城的大街，仰望四面八柱的许国石坊，汪曾祺发出感慨：“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慎终追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且，也似无可厚非。”汪姓是安徽歙县第一大姓，有“十姓九汪”之说，自古以来产生过很多的状元进士、文官武将、文人墨客，素有“东南邹鲁、徽商故里”的美称。原来徽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汪曾祺的骨子里，难怪在他的作品中时常看到那些熟悉的徽风皖韵。

1989年秋，汪曾祺与林斤澜到安徽参加《清明》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会后主办方安排作家们到徽州采风，他在《皖南一到》中记录了徽州之行所到所感。住宿合肥漫步街头，他称赞“合肥菊花很好，花大，棵矮，叶肥厚而颜色深”。后来在《北京的秋花》中，他又写道：“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有盛名，如扬州、镇江、合肥，黄河以北，当以北京为最。”想必是合肥的菊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汪曾祺写安徽的这些文字背后，隐约透出几分徽风的气息。那气息是内敛的，如同徽州人家的天井，四面高墙围住一方青天，外人不得窥其全貌，唯有从门缝里飘出的几缕茶香，暗示着里面的乾坤。

在小说《受戒》中，写到仁渡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将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姐和小郎打小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大麦打小麦。”这段民歌虽然我们没有听到声音，但字里行间隐约有一种安徽五河民歌《摘石榴》的韵味。悠扬动听的五河民歌从淮河流域中游顺流而下传到下游的高邮里下河地区，想必给童年的汪曾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是戏剧家，对昆曲尤为喜爱。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就参加了西南联大的昆曲社，会唱、会吹笛子。结交了许多热爱昆曲的朋友，像从苏州走出去的合肥张家姐弟张兆和、张充和、张宗和，他们经常在一起拍曲，交流心得、切磋技艺，共同享受传统曲艺带来的快乐。戏曲都是相通的，在小说《小芳》中他写了一位安徽无为保姆和安徽地方戏庐剧的故事。主人公很聪明，耳音特别的好，记性也好，不论什么歌、戏，她听两遍就能唱下来，而且唱得很准，不走调。“这真是难得的天赋。”汪曾祺称赞道。庐剧，原名“倒七戏”，又称“小倒戏”，流行于安徽境内皖中、皖西、沿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与徽剧、黄梅戏、泗州戏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不愧为戏剧研究大家，汪先生对庐剧的唱腔精髓一语中的：“庐剧的曲调曲折婉转，如泣如诉。她在老太太家时，有时一个人小声地唱，老太太家里人问她：小芳，你哭啦——我没哭，我在唱。”我想，安徽的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扑哧一笑，深有同感。

汪先生是美食家，写吃食最见功力。在他笔下臭鳜鱼、毛豆腐、屯溪烧饼等徽菜名点都有描述。在自述《我的家》中写道：“我们的老家是徽州，我们家有些菜的做法还保持徽州传统。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们家则叫‘徽团’。”

皖南一行，汪曾祺去了屯溪老街、歙县古城和黟县西递、宏村。因为时间的关系，绩溪没有成行，对于美食家而言甚为可惜。绩溪是徽菜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的徽菜之乡和中国厨师之乡。如果汪先生那次能到绩溪品尝正宗的“徽州一品锅”，定会味蕾大开、开怀畅饮，写就一篇名扬天下的徽菜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