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高邮，“老爷”不是官，是对最小叔叔的称呼。我这个“老爷”，比大侄安来还小一岁。我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如今他住在城里，我守在乡下老家，可每次见面，他头一句话依旧是那声洪亮的“老爷”。我应得顺口，就像屋后那条小河，流了六十年，还是老方向。

打从记事起，安来就没喊过我名字。他妈问他跟谁打架，他抹着鼻涕说“跟老爷打的”;他爸问他葡萄谁摘的，他梗着脖子说“老爷让我摘的”。明明比我高半个头，力气也比我大一圈，可这声“老爷”从他嘴里出来，就跟村头老槐树上的鸟叫一样自然。

记忆最深的，是那年夏天，葡萄熟得发紫。

我家有两棵大葡萄树，是我父亲托人从外地带回的苗，就栽在安来家猪圈旁边。那地方向阳，东南风呼呼地吹，没几年，葡萄藤就爬满了旁边两棵楝树，藤条粗得跟小孩胳膊似的。每到七八月，一串串紫红的葡萄垂下来，馋得全村孩子直流口水。

可麻烦也来了——树身只容一个人爬上去。

为这事，我们叔侄俩没少闹仗。那天下午，知了叫得人心烦，我挎着竹篮往树下走，安来早就在那儿等着了。

“我先上!”我蹦着高去够树干。

“凭啥?”他一把拽住我裤腰带，“树长在我家猪圈旁，该我上。”

“葡萄是我父亲栽的!”我急得直跺脚。

“葡萄长在我家树上，就得听我的!”他个子高，胳膊一伸就把我挡在外头。

我们俩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你推我搡，从树下吵到墙角，又从墙角骂回树下。太阳晒得头皮发烫，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淌。我憋足劲儿往树上冲，他一把揪住我后脖领子;我回身要拽他腿，他灵巧躲开，反手把我按在猪圈墙上。到底他大一岁，力气跟头小牛犊似的。我挣得满脸通红，胳膊都酸了，他终于瞅准空子，蹭蹭几下爬上树杈。等我喘过气来，他已经坐在高处，摘了最大一串葡萄，一颗一颗往嘴里送，紫红的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流。

“安来，给我吃点。”我仰着头，脖子都酸了。

他晃着腿，故意嚼得吧唧响：“不给!谁让你刚才拽我?”

“就一颗!”

“一颗也不给。”

我气得浑身冒火，眼睛在四周乱转，忽然瞅见墙角的水桶，心里冒出个馊主意。我悄悄拎起桶，猫着腰绕到河边，舀了半桶河泥，又蹑手蹑脚回到树下。

安来还在树上吃得得意，压根没留意我在底下忙活。我把桶往地上一放，双手抓起黑乎乎的河泥，照着树干一层层糊上去。稀泥顺着树皮往下淌，干一层再糊一层，等桶里的泥糊完，树干从上到下像穿了件黑棉袄，滑溜溜的。

“你干啥呢?”安来终于探下头。

我叉着腰站在太阳地里，脸上身上溅满泥点：“让你下不来!”

“我偏下来!”

他试着往下出溜，脚一踩到糊泥的地方，“刺溜”一下直打滑。再试，再滑。最后他只能抱着树杈，气鼓鼓地瞪着我。我蹲在树荫下，仰着脸冲他笑，笑得跟捡了元宝似的。

太阳一点点西斜，树荫越拉越长。安来在树上换了七八个姿势，从坐变成躺，又从躺变成趴。我的腿也蹲麻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拿根草棍逗蚂蚁。

“老爷——”树上传来闷闷的声音，“你让我下去呗。”

“不让你下。”

“我错了还不行?”

“哪儿错了?”

他半天没吭声，最后憋出一句：“不该不给你吃葡萄。”

我仰起头，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那点气早跑光了，可嘴上还硬：“那你扔串葡萄下来。”

他真的摘了一串扔下来，差点砸到我头上。我捡起来，揪一颗塞进嘴里，真甜，甜得牙根都软了。

这时候大哥从村卫生室下班回来，见安来不在家，一路寻到葡萄树下，抬头一看，安来像只壁虎似的趴在树杈上。再看看糊满泥的树干，大哥又气又乐：“你们两个小祖宗，这是干啥呢?”

后来还是大哥挑来清水，一瓢一瓢把泥冲掉，安来才下了树。那天晚上，我们俩被按在院子里，一人屁股上挨了两鞋底。可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我们又一块儿去河边摸鱼了。

到了上学年纪，我妈让我跟着安来去学校。

村小学设在祠堂里，没有幼儿园，先上一年识字班，再上一年级。安来已经上一年级了，我妈牵着我的手，安来跟在后头，一起去找冯校长。冯校长推推眼镜，和和气气地说：“这孩子小，先上识字班吧。”

我说我要跟安来在一起。

冯校长说不行。

我就哭了，眼泪像决了堤，哭得惊天动地。班主任卢老师过来拉我，我挣开她的手，一头扎进一年级教室，死死抱住安来坐的课桌腿。谁来拉我，我就嚎，嚎得整间教室都安静了，几十个孩子瞪着眼看我。

安来坐在条凳上，先是一愣，后来悄悄把屁股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巴掌大一块地方。我抹着眼泪一屁股坐上去，双手还抱着桌腿不肯松开。

冯校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行了行了，就坐这儿吧。一年级就一年级，跟不上可别哭。”

我跟安来对视一眼，他在桌子底下悄悄捏了捏我的手。

那之后好几年，我们一直同坐一张课桌。他算术比我好，我语文比他强。他铅笔秃了，我把自己的悄悄推过去;我挨了老师批，他在桌底下轻轻踢踢我的脚。放学路上，我们一块儿掏鸟窝、摘桑葚，有时也打架，打完了，他还叫我“老爷”，我还叫他安来。

后来，他考取了卫校，我当了兵，见面越来越少。有一年他放假回来，兴冲冲跑到我家，从书包里掏出一包点心塞到我手里：“老爷，给你带的。”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他还是那个趴在树上喊我“老爷”的皮小子。

六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叫我“老爷”，我还是叫他安来。有时候他回来，我们坐在老榆树下抽烟，谁也不说话。烟灰落在地上，风一吹就散了。可那声“老爷”，风吹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