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草坊是大淖河边最大的草坊。大淖河四通八达，是里下河的草船集散地。谭家不缺生意，不缺金银，就缺男丁。到了当今老板谭德禄已经是第五代单传了。谭家的姑娘恰似鲜花朵朵盛开，一个接一个地跑着来。她们个个都是秀丽聪慧、知书达理的淑女范儿。

谭德禄有个儿子叫“二百五”。二百五出世前，上头已经有了五个姐姐，而且是相隔十年之后的事。谭德禄夫妻俩当时年近五十，比较谭家上几辈人，他俩更是恐慌至极，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陷于万劫不复。谭德禄夫妇年少时曾经在苏州、上海读过书。不信求仙拜佛，不信观音送子，只信医道。谭家少奶奶叫明明丽，也是开明人家的小姐。自打这回怀孕，四肢浮肿，心悸气短，比从前怀孕不知难过多少遍。她服了贾郎中的“真武汤”，没有药到病除，反倒早产。虽是男喜，却让谭家人高兴不起来。

谭家五个姑娘，个个像戏上下来的。儿子是望眼欲穿盼来的，可是怎么长得这么丑陋呀?头颅凹陷，软塌塌的，像是什么怪物投的胎，还注定将来是个二傻子。

这一年，公私合营。谭德禄把谭家偌大的草坊主动交给国家，他作为开明人士当上县政协委员。从此他成为穿蓝卡其布人民装、拿固定工资、行政23级的国家干部，担任大淖草库副主任。明明丽则进了饮食服务公司当一名会计。国庆十周年那天，她和五个女儿穿着布拉吉——苏联式长连衣裙，领口带褶，腰间收束，走在游行队伍里，像云彩一般靓丽。明明丽被五个女儿簇拥在中间，笑容优雅，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她们轰动全城，成为人人羡慕的母女幸福标配。一位记者按下快门，将这幅照片登在第二天的省报上。

儿子什么时候被人喊“二百五”的呢?大名谭爱国让人想不起来叫唤。这家伙还天生好养，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哼哼着要吃，吃饱了又睡，像头肥嘟嘟的小胖猪。按时会走路，按时会瓮声瓮气地说话，只是比别的小把戏鼻涕溜子淌得多些。他大红鼻子、猪拱嘴，样子可笑。谭家人开朗大度，二百五就二百五，只要人不恶心他、不欺负他。小把戏们也都乐意跟他玩耍，因为他的个头高得出奇，身体像一堵墙，反倒是他们跟在他后头摇旗打鼓。跟他打铜板、滚七五寸，他总是输，让人家刮鼻子，老是被刮破皮。他不肯上学，一写动作业鼻子就淌血。人们取笑他，是因为觉得他好玩。

谭家的姑娘都已经工作、上大学或者在上大学的路上。对二百五读不读书很无所谓，只要他活得好好的，无病无灾。新社会、新国家，男女平等。他穿着爸爸脱给他的卡其布人民装，干净、体面地走在大街上，有点小爷的样子。

大淖河边人家，常有夫妻这么吵架，女人吵动架就哭着闹着喊不想过了要跳河。闹腾得越大越好，更会引来一大帮人跟在后头看热闹。大淖河边西南角有一处浅滩，水不湍急，疙疙瘩瘩陷不着人。想跳河的女人都从这里往下跳，并不想死，是跳给邻居看的。一时半刻浸在水中，没齐下巴，等着人将自己拽上来。第一个下去拽的一定是二百五。“什么日子不想过了，要死。当河泥鬼，摸七十二个沟头。”虽然语音浑浊不清，但是女人经他这么“劝说”，以后还真的就不跳河了。

二百五在蔡家剃头店学剃头，三年师父也没有让他拿过夹刨。他只做两样事，一是给落枕的搬头，用把力咯哒上去了;二是夏天拉风帘，谁要是夸奖他小谭两句，他就更加卖力地拉，滑轮在线上哗哗响，风呼呼地下。蔡家剃头店天天有好凉风。

窑巷口的王小二子挎着篮子走街穿巷卖五香烂蚕豆，边走边喊：“五香烂蚕豆，一分钱十六个!”二百五也跟他妈嚷着要卖五香烂蚕豆。他妈当真给他买了一只元宝口的竹篮子，每天给他煮些五香烂蚕豆，用灰纸每份十六个，包成一包一包的。二百五的叫卖声盖过王小二子。二百五只认得一分钱的角子，如果给二分的角子，他就不知道给人两包，或者找一分钱。跟二百买五买香烂蚕豆，得一分钱一分钱地付。晚上他带回家一捧白花花的一分钱硬角子。

一天木匠赵小年家的二妹，脱下脚上的白凉鞋，站在大淖河边的一块石头上踩踏浪花。二百五走过去，先是将她的长辫子拽了一把，然后拎起一只凉鞋拔腿就跑。二妹怎会饶过他。只见她调过身子追上去一把夺过凉鞋，又将他挎的篮子拽下来扔到河心里，还朝他的后心猛捶了一拳。可怜的二百五第一次被人欺负，瘫坐在大淖河边嚎啕大哭，鼻子淌了好多血。

那边乱嚷嚷的咋回事?是金家二黄毛的老婆跳河啦。二百五站起身，用袖口擦掉鼻子上的血，又拽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