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人常常津津乐道于临泽的子婴庙，而对位于湖西的汉高帝庙则很少提及，似乎有点厚此薄彼。明嘉靖《扬州府志·礼乐志》载：“历代帝王遗庙……汉高帝庙，庙在高邮州沛城村;汉更始皇帝庙(同上)。”雍正《高邮州志·祠祀志》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汉更始皇帝庙，在沛城村。”明、清其他版本《扬州府志》以及清代各版本《高邮州志》皆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清楚表明：高邮沛城村汉高帝庙，包括汉更始皇帝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本文尝试对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沛城村地理位置、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地位等作一些初步的解读。

一、汉高帝庙初立与演变

汉高帝即汉高祖刘邦，汉高帝庙则是按朝廷统一谕令建立的官方寺庙。经历了京师首立高庙→各郡国立高庙→扩大立太宗庙、世宗庙→巡幸立庙→罢郡国高庙的演变过程。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驾崩，太子刘盈即位为汉惠帝。即位之初，于长安首立汉高祖庙，定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并谕令各郡国皆立高庙，与京师高庙形成呼应。《汉书·惠帝纪》载：“(高祖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令郡诸侯王立高庙。”郡国高庙选址一般在郡治、诸侯国都的核心礼制区，以彰显其官祀属性。仿长安高庙“前殿后寝”形制，前殿祭祀，后寝藏神主与衣冠，规模按郡国等级适配。正名“汉高帝庙”，神主书“太祖高皇帝”，与京师一致，以强化正统认同。刘邦故里沛县作为特例另立“原庙”(前190年)。四时祭祀与京师同步，分别于四季首月举行;遇有重大事件，如平乱、灾异等另举行“告庙”仪式。祭品用太牢及四季应时祭品。

延至汉武帝、宣帝年间，相继立太宗、世宗庙，并形成“行幸立庙”的补充网络。郡国庙体系不断扩大，祭祀频次与耗费持续攀升，以致朝廷和地方皆不堪重负。“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前72)，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汉书·韦玄成传》)至元帝永光四年(前40)，元帝与韦玄成等大臣廷议，以不合古礼、耗费过巨、强化中央集权等为由，下诏罢郡国高庙。《汉书·元帝纪》载：“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叫停郡国四时官祀高庙。随着时间推移，郡国高庙建筑逐渐废弃。唯一特例是沛县原庙未被撤销，但祭祀降级，仅作为陵庙类纪念场所，非法定郡国庙。至东汉时期，洛阳立高庙为京师宗庙，地方无官立高庙。偶有皇帝，如汉光武帝刘秀曾亲往沛县原庙祭祀，但仅属特例，非地方官祀制度的恢复。魏晋隋唐以至清末，直到近现代，均未恢复官方“郡国高庙”制度。地方虽零星出现汉高帝庙，多为民间或地方官出于纪念、教化所建，不再属于“郡国官庙”体系，与汉代官庙制度无传承关系。

二、全国唯一以“沛城”命名的村

扬州、高邮地方志均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那沛城村位于何处?查隆庆《高邮州志·疆域·厢里》载，其时高邮境域划分为“丰谷、武宁、武安、昌平、德胜”5个乡，其中昌平乡“在州治西北，辖三村七里：曰黄林村，三里;曰沛城村，二里;曰平阿村，二里。”隆庆《高邮州志》成书于隆庆六年(1572)，是现存最早的《高邮州志》，距今近500年。在此之前，高邮关于乡、村、里的划分已经形成，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少有变化。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以前，高邮全境仅划分为5乡23村，西北仅有一个昌平乡辖三个村，故沛城村比之今天的行政村面积肯定要大得多。沛城村分为沛城西村与沛城东村，乾隆《高邮州志》载：“沛城西村三总七里;沛城东村三总八里。”查阅乾隆志《州境图》，运河以西偏南方位，有“三总七里沛城西村”，下方有“三总八里沛城东村”;西村、东村南端汇合处有一“沛城尖”;紧挨沛城尖西部的是毛塘港;沛城东村东部是新开湖，往北略东是甓社湖。如果以毛塘港、新开湖、甓社湖等几个今天人们较为熟知的地名，特别是毛塘港为坐标，那么古代沛城村的具体方位还是比较清楚的。毛塘港又叫茅塘港，隆庆《高邮州志》载：“茅塘在州西南二十里。”雍正《高邮州志》载：“相公坟：不详其名、代。或曰：丞相汪广洋坟也。其坟方三十余亩，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由此基本可以确定，沛城村位置约在今运河以西，距离高邮城区约15华里，与人们常说的“相公坟”位置相邻。

“沛城村”地名在州志中屡有出现。如雍正《高邮州志·山川·形胜》载：“马家冲，在沛城西村，去城五十里。”“聂里荡，在州西三十里沛城村，南通七里湖，东至新开湖，北绕沛城村，阔二里，长三里。”“自来墩，在湖西沛城村，三十里。”沛城村历史上曾是高邮望族孙氏居住地。史载，南宋以后，孙觉(字莘老)后裔为避战乱，流寓他乡。明洪武六年(1373)，孙觉十五世孙孙惟善、孙惟纶一支由苏州回迁高邮，世居沛城村，称“沛城孙氏”。清代孙仝辙辑录孙氏先辈德行义举的《沛城孙氏遗事》一卷;至道光年间，其侄孙孙应科扩充成《孙氏遗事》四卷，收入《犹存集》。孙惟善九世孙、进士孙宗彝咏《耿庙神灯》诗云：“停云丛树影孤清，尚有灵光接沛城。横出沧波三岛上，倒悬天汉七星明。……”由诗句“尚有灵光接沛城”可推知，沛城村位置与耿庙相邻，距离不远。

历史上沛城是一个专有地名，通常指今徐州市的沛县，简称“沛”，有沛泽、古沛、小沛、沛邑等别称。又特指沛县治所所在地，2014年10月，撤沛县沛城镇设沛城街道。沛县是汉高祖刘邦故里，而沛城作为村名，全国仅此一例。如同高邮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一样，“沛城村”也是唯一以“沛城”命名的村。那么，古代高邮湖西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以“沛城”命名的村，并建汉高帝庙祭祀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必然与汉高祖刘邦或高庙祭祀活动相关。

三、沛城村汉高帝庙的属性和地位

明嘉靖《扬州府志》卷之十一《礼乐志》载：“历代帝王遗庙：……汉高帝庙，庙在高邮州沛城村。”将沛城村汉高帝庙归类于“历代帝王遗庙”，给予其皇家寺庙的身份。雍正《扬州府志》卷之十四《祠祀·高邮州》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汉诏天下诸侯王，各立高帝庙。”雍正《高邮州志》卷之六《祠祀志》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按：汉时诏诸侯王各立其庙。”乾隆《高邮州志》卷之四《古迹》给出了大致相同的理由：“汉高帝庙，在沛城村。汉诏天下诸侯王各立高帝庙。”三志说法与《汉书》记述的汉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一致，表明沛城村汉高帝庙是遵朝廷诏令所立，其地位属于郡国官庙。始建时间应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五月后不久的某一时期，距今约2200余年，与高邮建县时间大致相同。史载，前195年，刘濞受封吴王，定都于广陵，高邮是他的封县之一，沛城村汉高帝庙应属吴国所立的高帝庙。那么，刘濞为什么没有按照规制，将高帝庙建在都城广陵，而选址在高邮湖西呢?这并不难作出回答。稍后于此，西汉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改江都国为广陵国，刘胥为第一代广陵王，他生前就将自己与王后的陵寝选定在神居山，与沛城村位置邻近;再有前文提及的“相公坟”，可证曾有宰相级别的高官将墓址选在茅塘港口;更有孙氏后裔明初回迁高邮，世居沛城村。凡此种种，一个世俗的、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块得到世人青睐的风水宝地，吴王选择在此建汉高帝庙顺理成章。

沛城村高帝庙亦有可能是为纪念沛公曾经此地建立的纪念场所。雍正《高邮州志·祠祀志》分析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另一个缘由：“又，高帝沛人，或王曾至此地云。”这个分析的合理性在于：刘邦是沛县人，沛县与高邮同在今江苏省内，距离并不算远。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之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排除途经此地的可能性。为纪念刘邦曾经此地，当地人便以沛城为其地命名，并建庙祭祀。但汉高帝庙不是谁想建就能建的，必是得到了沛公本人首肯或上级官府的批准，再由地方官府和当地士绅实施。进一步分析，州志云“或王曾至此地”，可见彼时经过此地的刘邦是“王”还不是“帝”。早年刘邦起兵沛县，百姓拥立他做县令，故世称沛公;项羽分封之后，楚汉相争之时称“汉王”。如果这个分析成立，则沛城村建汉高帝庙的时间，应在朝廷谕令立郡国高庙之前。

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于何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乾隆《高邮州志·古迹》载：“汉高帝庙，在沛城村……今久废，基址尚存，约八尺有余。”乾隆志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也就是说，约250年前，汉高帝庙虽已久废，但“基址尚存”，且“约八尺有余”的数字还比较具体直观。至民国，遗址亦不存。《三续高邮州志·祠祀志》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寿佛寺，在塔尔集。……查前志沛城村有汉高帝庙、汉更始皇帝庙，皆久废。塔儿集地望适合，则偶像当系二庙旧像，然不能确定为谁矣。”但口气十分含糊，参考价值不大。

至于沛城村汉高帝庙消失的原因，主要是汉元帝后，朝廷废止了官祀高庙制度;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高帝庙处于高邮湖区，屡有大水过境，消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虽然如此，沛城村汉高帝庙仍然在史籍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刘邦的身份是大汉开国皇帝，无论是遵朝廷谕旨所立郡国高庙，还是为纪念沛公曾经此地而建的纪念场所，都必然地带有大汉帝王身份的烙印。湖西地区有神居山、悟空寺、汉广陵王墓，以及相公坟、沛城孙氏等历史遗迹，再有汉高帝庙加持，必然会给高邮湖西增添一份历史文化的厚重，其影响和意义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