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这与他痴迷读书尤爱读杂书，有很大关系。汪曾祺在《谈读杂书》一文中说：“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并在《开卷有益》文中主张：“看书看得杂一些，即不只看文学书，文学之外的书也都可以看看。”“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有志成为作家的青年，应该博览群书。”

汪曾祺从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读杂七杂八的书。杂书的来源大概有三条途径：一是借老师的书。汪曾祺从小学到初中，教国文的老师都是高北溟，从高先生处借得《郑板桥全集》来读。也从另一位启蒙老师韦子廉处，读了几十篇桐城派的古文，如姚鼐的《登泰山记》、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二是“一折八扣书”。这种书盛行于1930年代，其售价按定价一折后再打八扣，如定价一元实售八分，非常廉价，中学生所买的大都是这种书。汪曾祺先后买过笔记小说《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等，也有诗词类的，如李清照的《漱玉词》、朱淑真的《断肠词》、陆游的《剑南诗钞》等。三是旧书摊。这是他后来淘旧书、杂书的主要来源。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汪曾祺虽然经济拮据，还是从文明街的几家旧书摊，买过工具书《辞源》等。他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时，于地摊上买过不少杂书，如张岱的《陶庵梦忆》、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

汪曾祺称，他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书籍，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杂论，如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讲草木虫鱼的书他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陈淏子的《花镜》。此外，他也爱读书论、画论。三类是无法归类的书，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宋慈的《宋提刑洗冤集录》等。

汪曾祺曾谈到读杂书的体会，他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读杂书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他认为，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比如，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蝉原来是聋子，从吴其濬的书中知道古诗里的“葵”即是苋菜。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小说、散文的各部分，应该“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这样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