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师文缘，说得详尽一点，就是我在高邮师范学校所遇到的文学机缘。这个机缘在这里特指两个人：一位是文学前辈莫绍裘先生，笔名叶橹，国内知名作家、诗评家。还有一位就是此文我要重点讲一下的费振钟先生，也是国内知名作家，很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这两个人年龄前者比我大，后者比我小，我夹在中间，在业余写作上蒙他们上拉下托，今日回想起来，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文福的人，幸运至极。

费先生是在我之前进入高邮师范的。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脾气又都比较耿直，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费先生平时话不多，总是埋头做自己的事。对于一些看不顺眼的人和事，他改变不了，但会抵制，用他自己的方式抵制。学校里有一位教导主任，为显权威，常常事先不通知老师，突然袭击式地跑到老师的课堂上去听课。有一次这位主任坐到了费先生的课堂后面，费先生也不说什么，只是让学生先看二十分钟课文。主任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在后面坐冷板凳。二十分钟过去了，主任打开听课笔记准备认真记录，不料费先生又让学生再看二十五分钟书，让主任继续在后面坐冷板凳。这件事后来在学生中几乎成为笑谈。有的学生毕业后成为学校领导，都以此为戒，不敢不跟老师打招呼就贸然闯到老师的课堂上去。除了这幽默的一面，费先生还有豪气干云的一面。他是兴化人，兴化是《水浒》的诞生地，《水浒》里的英雄能喝酒，费先生的酒量也不差。一次学校年终聚餐，一位领导自恃酒量大，以酒王自居，说学校里没有他喝酒的对手。费先生和语文组的另一位也是能豪饮的申建华君听到后，拿起三只空碗走到他面前，分別哗哗斟满酒，请那位领导和他们一同干了，露一露英雄本色。不料领导拱手求饶，甘拜下风。费先生和申建华君各自端起一碗酒，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笑吟吟离去。那位领导目瞪口呆，从此喝酒再也不敢称霸称雄，老老实实做酒桶一个。

费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在语文组里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后来我有幸和他成了斜对门的邻居(都住在校园的平房里)，更是经常见面，有时烧饭之余还会站到院子里聊几句。聊南石桥的盐水鹅味道好，聊跟毛豆米烧的小公鸡不能超过多重，聊要到哪里去买泡菜坛子。当然，也会聊一聊文坛上新出的好小说。当时在学校里有两件事很让我享受。一是和莫先生费先生聊天，从人情世故聊到作家作品，能在不经意间学到很多东西。二是午饭后和费先生一起到学校浴室洗澡，偌大的浴池里，没有几个人，我们从容洗完，避免了与学生坦诚相见的尴尬，心里直接偷着乐。——这样自由自在充满亲和力的日子，能在种好教学大田的同时，还能经营一小块文学自留地，能不偷着乐吗!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费先生很快因为文学评论成果斐然，而调到南京《雨花》编辑部，莫先生也几乎同时被扬州师院中文系挖去。一下子失去两个同道人，我真怀疑我还能不能在业余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但他们仍心中有我，人走茶不凉。莫先生到扬州后，竟然用他写诗评的手，热心为我在《扬州文学》上的小说写评论。费先生到《雨花》后，要我不妨也写点评论。我当然有杆子就爬，看到《雨花》刚发了一部中篇小说，就写了一篇四千字的评论送过去，费先生很快就发出来了。后来，费先生要我有小说也可送给他。我自然还是顺杆爬，正好手中有一篇刚写好的《轻松》，只有三千多字，我觉得太少了，又一鼓作气写了另外两篇《轻松》，凑成三题寄给他，足有一万字。我满心期待，哪知最后发出来的却是第三题凑数之作。费先生向我表示遗憾，说他做不了主，却不知道给我留下了一个天大的机缘。我将未用的两题《轻松》重新打包，经朋友推荐，寄给了山西太原的《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很快就用出来了。只是刊误较多，我反倒有点闷闷不乐，不敢拿出来示人。哪知不久，《城市文学》的主编孙涛先生给我寄来一信，说将我的小说推荐给《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已决定留用第一篇《轻松》，让我尽快发一个个人简介过去。我顿时呆住了!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不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馅饼吗!《小说选刊》从创刊起我就开始订阅，一直认真阅读，它莫不是被我的忠诚感动了?激动之下，我立即到邮局用电报将我的简介发给了《小说选刊》。但在办公室里，我不敢透露半点口风，生怕情况有变，沦为笑柄。三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刊有《轻松》的《小说选刊》。我高兴，又高兴不起来，因为《小说选刊》把《城市文学》的刊误原封不动地搬了过去。我依然不想拿出来示人，只是自己一个人欢喜一阵，就把这一页翻过去了。而且，我也没有就此大写小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写作还卡在一个瓶颈上，写不好不如不写。相反，我这时开始写起散文，而且写得很顺手，热情的费先生就给我在《雨花》上发了两篇。山西太原好像是我的福地，继《名作欣赏》《城市文学》发表我的评论、小说后，省刊《火花》也发出了我的散文，让我至今都对太原怀有感激之情。但这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又一个天大的惊喜落到了我的身上：毫无任何征兆，我的一篇发在《散文百家》上的《风景》，竟被《读者》选载了。我心里那个乐呵!《小说选刊》《读者》这样的名刊都被我撞上了，我何其幸也!

但我的幸运并没有到此而止。随着高邮师范汇入高校，想要得到正高级职称必须要有专著，我又开始专心于文学评论。莫先生调扬州前已为我在《名作欣赏》铺好路，我依然一篇一篇认真地写。费先生则把我的一篇关于黄蓓佳的小说评论，推送到《当代作家评论》上。后来费先生从《雨花》调到省作协创研室，主编一本名叫《评论》的书刊，更给了我莫大的机会。我立即对省内作家苏童、叶兆言、黄蓓佳、赵本夫的小说一一研读并评论，且全都刊出。这时我在《名作欣赏》发了一篇刘庆邦短篇小说《响器》的赏析，觉得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可以探讨一下，就写了一篇一万二千字的专论《农村女性的情感世界》送给费先生，费先生立即慷慨发出。但遗憾的是，具体操作人员在发排时，不小心弄丢了三千字。我很心痛，费先生也很无奈。但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又一次的遗憾，又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缘。我遗憾之后，把文章直接寄给了刘庆邦，说明情况，想借他的声望，推荐到《当代作家评论》再发一次。哪知刘庆邦很快回信过来，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正想找人配个评论，现在正好就把我的这篇评论附在后面。我大喜过望。刘庆邦是谁?他可是当前文坛上的短篇小说之王，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把我的评论附在他的小说后面，真是太抬举我了。于是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胡辣汤》，刘庆邦著，系“北京实力派作家作品精选丛书”之一，后面果然附着我的评论。捧着满含油墨香的新书，我再一次信了天上会掉馅饼的事儿，再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文福的人。

然而我和刘庆邦的缘分到此还没结束。由于不断地写小说评论，对小说有了新的理解，我忽然觉得我可以写写小说了，就又断断续续写起来。效果也不错，都能发出来。其中有一篇八千字的《开会》，写好后我自觉可以，直接寄给了《雨花》编辑部。原想是碰碰运气，不料主编姜琍敏先生很快回信，留用。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刊物出来，还是发了个头条。本以为此稿到此画上句号，不想此时已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的王干先生回高邮，看到此稿立即决定选用。我当时都没见到他人，而是他托人捎信给我的。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天大的惊喜。惊喜一下也就罢了，哪知惊喜后面还有惊喜。《中华文学选刊》拿到手，这期短篇小说共选了三篇，刘庆邦的《后事》也赫然在目。我惊讶之余，心中直喊缘分呵缘分呵!和这样的名作家同台演出一次，即使是跑龙套，我也心满意足了。

我这一辈子，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文缘文福的人。此处不妨再说一件事，我刚进高邮师范时，在《青年文学》发表的两万字小说《轨迹与位移》，其责任编辑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古玩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有这些文缘文福，在业余写作的道路上，我本应该走得远一些，可由于种种变故，我还是放下了笔。我勤奋不起来。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只是把写作当成一个乐子，写几篇文章留个念想，注定成不了气候。但我这儿仍然由衷感谢莫先生和费先生，感谢他们的热心扶持，感谢他们的竭力相助。也感谢王干先生，他也是高邮师范人，感谢他在《中华文学选刊》对我的鼎力一拉。

前些时高邮师范人在珠湖小镇跨届聚会，我有幸又见到了莫先生和费先生。莫先生白发苍苍，和蔼慈祥;费先生美髯飘飘，笑意荡漾。费先生还特地给我带来了他的修订版新书《江南士风和江苏作家》。此书的初版我在三十年前读过，此刻我轻抚封面，想到在重温此书的同时，还能重温那些年一起闲聊逛街喝酒洗澡的年轻时光，不觉心头一热，泪水瞬间溢满眼眶——

无事不相忘，有事就帮忙。人生一世，这样的朋友能遇到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