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汉墓是198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经过发掘，累计清理出木构件211.91立方米，出土文物标本等972号（件），登记入库保管636号（件）。负责该项目调查、挖掘工作的江苏省副省长宫维桢同志亲临高邮县天山公社现场视察，考虑到天山公社、乃至当时的高邮县都没有条件保管好这批出土文物，他“好心地”作出决定，把这批文物交给扬州地区专员公署保管，这就有了后来的汉陵苑，又名汉广陵王墓博物馆。

是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西汉大型“黄肠题凑”式帝王墓

古代厚葬引起的盗掘情况是十分普遍而彻底的。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曾作《终制》，总结盗墓的情况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事实上，天山汉墓也被盗过，在内椁前后室间有盗洞，内棺被拖出，竖在洞口。在从墓口顶直下棺室的盗洞中，充塞淤土。可喜可贺的是，尽管被盗过，却完好保存了国内唯一的西汉大型“黄肠题凑”式的棺椁结构。

大型“黄肠题凑”式木椁墓，在西汉属于天子的葬制，经天子特许，他们的宠臣或封王诸侯夫妇，也可以享受这种葬具。

所谓“黄肠”，是指用一种黄心的柏木作材料，做成一根一根的方木，垒砌在棺木之外；所谓“题凑”，是指这种方木，在垒的时候，采取头向内作辐射状的方法来堆砌，起到加固棺木的作用，连称为“黄肠题凑”。文献上却常常分开称呼，我们理解，用黄心柏木作题凑的叫“黄肠题凑”，用其它木质如梓、枫、楩、枞、楸、楠、松作题凑的，就只能叫“题凑”，或叫“黄肠题凑式”的棺椁葬具。

较早的文献，只提到“题凑”。如《吕氏春秋》卷十《孟冬记》：“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优孟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黄肠题凑”连提的，有卫宏（东汉光武时为议郎）的《汉旧仪》和班固的《汉书》。《汉旧仪》说：“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关于“黄肠题凑”的一段话连它的注解最为详尽：（光薨，上级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关于“梓宫”，服虔（灵帝时人）注曰“棺”也。颜师古注：“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宫。”关于“便房”，服虔曰：“藏中便坐也”。关于“黄肠题凑”，苏林（三国时魏人）注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关于“外藏椁”，服虔曰：“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苏林曰：“枞木，柏叶松身。”单独提“黄肠”的，《后汉书》卷六四《梁南传》：“（及薨，帝亲临丧）赐以东园朱寿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注释：“东园，署名，主知棺椁”。“寿器，棺也，以朱饰之，以银镂之。《汉书音义》曰：以柏木黄心为椁，曰黄肠也”。

由此看来，“题凑”之室，战国已有，到西汉始有“黄肠题凑”，都是木制的。进入东汉，木逐步为石所代，虽也叫“黄肠题凑”，作为构件来讲，已有“黄肠石”的叫法了。

“黄肠题凑”式的地下墓葬，实行于大约春秋至东汉这段期间，文献记载有四座：春秋时吴王女滕玉墓，西汉霍光墓、董贤墓，东汉梁商墓。在早期这类墓葬是难以见到实物的，文献上知道发现实物的，有西汉初长沙王吴芮墓、南越王赵佗墓、刘宋时发现的建康东府城失名墓这三座墓。魏晋以后，直至清乾嘉时，也没有人知道“黄肠题凑”究为何物。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配合基建，发掘汉墓将近万座，没发现过“黄肠题凑”墓。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北京大葆台发掘清理了汉武帝刘彻的儿子燕王刘旦和妻子华容夫人的“黄肠题凑”墓（华容夫人墓已烧毁无存），接着，湖南长沙咸家湖清理了武帝时“妾曹”的“黄肠题凑”墓和象鼻嘴的一号墓，陕西咸阳石村也有一座“黄肠题凑”积沙墓。天山汉墓是第五座，略小于刘旦墓，据说也小于象鼻嘴的一号墓。但它形制雄伟，结构严密，葬具完整，是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西汉大型“黄肠题凑”式木椁墓，它存在那里，是一座十分难得的实物标本。

它提供了从周至汉王族的葬礼、葬制和葬具上的实例

天山汉墓是大型石坑竖穴木椁“黄肠题凑”式墓，深埋地下约24米，坑口面积655平方米，木构建筑东西14.28米，南北16.65米，面积221平方米，木材折合545.56立方米。其构筑程序和方法大致是：

先在坑底上筑基础，计有块石、夯土、木炭和碎石等五层，这种做法，与《吕氏春秋节葬篇》“积石积炭”的做法同。然后定向取平，正南偏西2度，但北高南低，“题凑之室，棺椁数袭”。“题凑”木是整段的树干，94厘米X40厘米X40厘米，四面削出高低榫、两头正中嵌入一块5厘米X5厘米X5厘米的小方木。这种“题凑”木共857根，是椁室建筑的基本构件，“头皆内向”，作辐射状层层垒筑起来，两端面都敷有防腐的黄色涂料，大概是取《周礼》“除菆涂椁”之义。它们在主柱与门框之间坚密嵌合，垒砌成墙，周长45.94米，深2.48米，俨然方城模样，是为“绣墙题凑”，即《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说“今富者”的葬具，当有垒筑、加固和装饰的意义。“题凑”之外，东西侧有外藏椁，宽1.6-1.7米，高2.2米，总长40.58米，两端各有门扇，中间各部分，则“植木为之”，以起锁钥的作用，故可划分为15具，内藏大量刍灵（送葬的草人）及俑人等随葬品。正椁是三椁两棺，合为五重。汉代葬制规定：天子为七重，诸侯为五重，大夫为三重，士为双重。天山汉墓为五重，符合诸侯王的葬制规格。

在“题凑”和外藏椁之上，据《周礼》“苇以塘蒲以为席”，普遍铺设数层织席。死者如天子，似曾用“香草煮以为鬯，以浴尸”，穿玉柙，置镂空雕花的灵床上，入内棺。内棺即朱寿器，其中可能悬铜镜一面，如霍光故事。此墓只出残铜镜一面。镜薄，作乳钉、草叶、内圈连弧纹，径约30厘米，为盗者扒尸盗出而破碎于盗洞之中，不能复原。然后封以漆绘的木板，上更加棺盖。根据“饰棺”制度，内棺盖上，漆绘交叉纹饰及柿蒂文，又缝棺饰，“若存时居于帷幕而加纹绣”，上铺丝织物，恰好在文饰交叉处都缀一鎏金铜泡，再如郑玄所述汉礼器制度，在棺盖头部“加璧”一枚。外棺盖上，也绘图案并铺丝织物，亦如棺饰“设柳池钮之属”的规定。外棺底部，装六只铜轮，使套棺可以转动运行。“正藏”东、西两侧隔着便道，各有五间椁藏，合计可称10具，内置各类随葬物品。

从特点来看，此墓在两外藏椁的南门顶上，各砌锥形积石一方，从“题凑之室”多系“食官”董理其事，而两外藏椁则纯由“船官”贡献板料看，前者先造后者附筑，前者精细而后者粗疏。从内棺不用整木刳成而以小薄木片作楔固钉于外棺，葬事临了显然草率从事，似与墓主人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

它第一次提供了丰富的广陵国地方文物的资料

西汉在此建国的有三个：汉初，吴王濞于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54年封此42年，谋反国除。同年，江都王刘非、刘建封此32年，即公元前121年，谋反国除。4年后，广陵王刘胥封此64年，谋反国除，以后断断续续封其后代，直到王莽时国绝。东汉初，光武子刘荆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王，封此29年，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谋反自杀。他们在此全要造反，除个人野心权欲外，一定反映了物质力量的强大富足。

吴王濞墓在丹徒练壁，唐以前即坍入江中。扬州甘泉山发现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二十八年造比十二”铭文铜灯的墓，发掘者考定为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没有找到的只有刘非和刘胥的墓。天山汉墓既有“广陵”题记，肯定是刘胥家族的墓葬，虽无直接文字证据，从种种迹象看来，天山汉墓就是刘胥本人的陵墓，理由是：

一、因“广陵”之名始于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即江都王刘建七年，建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更为广陵国，四月乙巳，初王（刘）胥于此，为胥元年。刘胥与刘旦弟兄，都是汉武帝的儿子，此墓结构、葬制、葬具都与刘旦墓十分相似，又与《霍光传》述霍光的葬制、葬具相似。刘旦死于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霍光死于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刘胥死于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三墓中间只间隔26年，也是文献、实物都最多、最好比较的三个样板。此墓连尸体附近发现的陪葬物都很近似刘旦墓，特别是“黄肠题凑”式的葬制，都穿玉衣，都应是天子的赐予。

二、墓中带文字的文物，如“食官”“船官”“中府”“尚浴”，都是诸侯王国才能有的职官和用物。

三、秦尚左，汉尚右。汉初继承族葬制度，《白虎通义》卷四“礼曰：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为左右”。《史记》卷四九《集解》引关中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莹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师古注“虽同莹兆，而别为坟”。是说汉代帝后合葬但各有陵冢。天山汉墓有一对或一对以上，一号墓二号墓成对，一号在西二号在东。一般来说，是帝西后东，即男西女东。

四、门齿一枚，目测年龄在五十开外，刘胥在位六十年，此后，刘霸在位十三年薨，刘意三年（一说十三年）薨，刘护十六年薨，刘守二十年薨，刘宏立不久到王莽时绝。都没有超过二、三十年的。随葬品中，多弩矢和盾牌，还有一只时代较早的青铜箭头，也似男性所好。

五、陵墓工程巨大，题凑部分营造认真，或系身前制作，或死时“天子加恩”特赐。刘胥死于春正月，前室淤土中出土金绿硬壳虫两只，似入夏时下葬，两侧廓纯用“船宫”板料，工程草率，内外棺不用整木刳成，而以薄木片为楔，将两棺连接在一起，显然潦草，陪葬之物整个说来，虽经严重盗掘，仍给人马虎仓卒的印象。《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述刘胥死前认罪的情景，对他太子霸说：“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与墓中所见，甚为符合。

它是一座西汉时期纯木结构的地下建筑，具有建筑史上的研究价值

古代建筑史和天山汉墓研究的对象，差别之处，只在这几点上：一在地上一在地下；一是生人所用一系死者所需；一完全实用一必然具有某种概括象征的性质。

这座西汉时期的古建筑，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结构精美、造型庄重的纯木结构的地下宫殿。木椁，是墓葬的主体。分正藏椁和外藏椁。正藏椁由857根方木垒叠而成“黄肠题凑”式椁壁，下有二至三层方木铺地，上为两层由44公分见方11.2米长的62根方木盖顶。南北壁正中有南门和北门。南门为前门，高2.24米，宽3.24米，北门为后门，高1.74米，宽2.32米。门是双扇对开，上下有转轴，门框内装有立佚和卧佚，限制门向外开关，闭门后再以“题凑”封闭。正藏椁东、西两侧有外藏椁环抱，东、西椁室互不相连，各有前门和后门。椁室内放置随葬品。正棺是三椁两棺，合为五重。所谓三重椁，即在正藏椁内又套筑两重椁，每重椁均有独立的墙壁、顶盖和大门，类似地面的殿堂建筑。三重椁共有五道，均设置在一条中心线上，从前到后相递降低，在建筑透视上造成深远之感，形成椁室层层，门户重重，如临宫庭之境，既森严又壮观。在三重椁的前部设有便房，后部为棺室，即梓宫，其间有门相隔。梓宫与便房地面高出藏椁22公分。两重棺，即外棺与内棺。

木椁总体呈方形，为传统的井干结构。内藏比外藏高出1.5米，显得主次分明，庄严肃穆。整个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所有构件采用榫卯、穿楔、槽、扣相连结，构成一座牢固的整体。这些结构，除缺少台基、重楼、窗牖、屋顶和斗拱做法之外，大体上反映了西汉中期地下建筑的大、小木作制度。它比地上山西五台县唐代建造的南禅寺、佛光寺两座木构大殿早800多年，比北宋元符三年李诫《营造法式》有关木作制度、功限、料例的记载早1100多年，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出土文物中，木器占一大半，有俑、臿、车、四孔四足器、奁、盘、壶、耳杯、案、坐榻、勺、箭、笮（矢箙）、戟、弩机和盾牌。

与木工工艺相关的还有一个漆木工艺问题。汉代漆工以蜀郡、广汉为著名，广陵所出如漆棺内外所髹，麻布无数层，厚至二厘米以上，极为平整，表面光彩照人，漆耳杯、漆盘中，一部分也属精工，装饰花纹极为素雅动人。几辆明器漆木车，极精致。它们应有部分出于地方（高邮）漆工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