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岁寒三友》中借季匋民之口曾感叹，高邮多才俊之士，却声名不出里巷。可是，作为季匋民原型的王陶民却是高邮书画界走向全国的第一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书画、篆刻、诗歌的深厚功底和艺术成就扬名海内。如果他不英年早逝（45岁），跻身解放后书画界一流方阵是不容置疑的。其时，他任新华艺专国画系主任和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国画系教授，兼任上海《美术生活》周刊特约编辑，得与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王个簃、周碧初、刘海粟等著名画家或共事，或交往。多年潜心创作，辛勤育人，与同事共同造就许多艺术新秀，撑起了新中国美术界一片蓝天。1983年，即在他诞生90周年（亦是校庆活动）的时候，新华艺专校友会举办了校友艺术展览。其中，仅王陶民的作品就有30幅，是王陶民赠给好友、油画家周碧初的。展出后，周教授将作品赠给了他的家乡福建平和县。笔者从王陶民孙女春华处得知，深感遗憾，如果送给高邮多好。那次，媒体为王陶民作了专文报道，笔者听过电台播出文章的录音，颇觉欣慰。专文给予王陶民高度评价，赞扬他淡泊人生，疾恶如仇，“就像出水芙蓉，一尘不染，有光有彩”“为发展民族文化和开拓艺术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时至今天，高邮有谁能与其比肩。斯人已逝，作为宋代王巩后裔（有家谱为证，同属“三槐堂”分支“双凤堂”）的王陶民的作品和名字将长存人们心中，载入史册。1990年版《高邮县志》已全面、简要介绍了王陶民，但也有谬误。笔者不想多说县志所载内容，只是想说说从多方搜集并加以梳理的那些事。

名师引导入艺坛 人生之旅不寻常

王陶民出身名门望族，有弟兄五人（邮人称王氏五桂）和姊妹三人。他8岁开始临摹学画并临帖习字，从小注重观察家院（有花园）的一花一木和小城的一景一物，而艺术生涯的真正起步是1913年始于北京大哥荫之（任过知县和海关关长）处。书法诗歌造诣很深（无锡太湖有题写匾额和对联）的大哥便是王陶民的第一位老师，他的指点、影响伴随了王陶民一生。他的第二位老师是大哥请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清宫画师。这位现在无法知其姓名的画师辅导陶民专攻花鸟，又带他到故宫观摩历代名画并阅读画论名著，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两年后，回乡的他对水墨画尤感兴趣，便特意请兴化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家姚公梁来家辅导，很有长进。高邮精医道、善诗画的夏宗彝与他是忘年交，亦是艺术上良师益友，对他影响直至陶民辞世。

他十多年的刻意磨练，呕心沥血，在笔法上博采众家，继承传统，既学习明代大家林良的笔法，又效法明清徐渭、朱耷、石涛、郑板桥等众家之长；尤其看重师法李复堂，崇尚写意求神似，运笔妙生花，墨色变幻，饶有生机，落笔自成，别有天趣，渐渐地形成自己的风格。于是，就有了30岁时公园的首次个人画展，也就有了31岁由久负盛名的西泠印社出版的王陶民的《三十六湖草堂墨妙》画集问世，更就有了这位没有读过大学的王陶民当上了国画系教授的奇迹。

大千世界，变幻莫测。王陶民在沪做教授、搞创作、当特约编辑，收入颇丰。他39岁（1933年）远离笼罩着战争阴影的上海回到家乡（有人说为办学方针与他人意见相左）。回乡后，仍以绘画自娱、维持生计。他创作的《落花飞燕图》参加美国费城国际画展；他的《狸奴扑蝶图》画得栩栩如生，此画悬挂于壁，家猫竟与画中的猫争相扑蝶，神了。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他为顽军官及达官要人作画，常以《菊蟹图》、《鸡（冠花）芭（芭蕉）图》予以讥讽，即使二哥（劣绅鸿藻）出面索画，他开价的500银元一个子儿不能少。正当中年的王陶民后来被肺病击倒，生计艰难。当时中日军队在邵伯至湖西相持一年，战事吃紧时，他与夫人王钱氏等家人再次去城东宋大庄“躲兵荒”，并非顽军“欲加迫害”、日军军官追杀，云云。

日寇于1939年10月2日（农历八月二十）侵占高邮，贫病交加、卧床不起的王陶民仅以红枣、藕片维持生命，闻此消息，忧悲交加。大约在九、十月一天早上，他焦躁不安，将大儿子绥福、小儿子纶禧叫到床前，只说了一句“我心血未干”就咽气了。王陶民死后，他的家人还是向其亲二哥以十亩田当了100块银元办了丧事。呜呼，一颗亮星就这样陨落了。

结交文友情谊深 平民也成鉴赏家

《高邮县志》载，“陶民择友有所取，在邮至好有二人：一是中医师夏宗彝……，另一人是卖水果的陈宝贵，他爱画、识画，具有鉴赏力。”随着汪曾祺的《鉴赏家》问世，知道陈宝贵及其子陈广元的人越来越多。王陶民与陈宝贵的交往是亲切的，真诚的。在汪曾祺的笔下，陈宝贵能为王陶民看画、品画、改画，等等。陈宝贵为陶民绘画磨墨、抻纸，对陶民画的老鼠偷油、白莲花红莲花、鸡冠花的瘦茎、被风吹乱的紫藤，或评价，或建议，成了王陶民心目中最好的鉴赏家，也成了王画作的收藏者。王陶民十分推崇李复堂的作品，在陶民的影响下，陈宝贵也能在外觅得李复堂的真迹，说出道道来，令常人所不及。笔者认为这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真实，一个目不识丁卖水果的，能有如此能耐！

前段时间，一位近九旬的老翁说，一个卖水果的怎么可能如此自由出入王家，随意看画、品画呢？笔者说，以汪老的笔法来看，他写的人和事，大都是真实的，但也有虚构，因为是小说，季匋民不等同王陶民。

谈到交友，王陶民的“至好”决不止夏、陈二人。汪曾祺的父亲菊生就是他另一位至好，王汪二家还有亲戚关系，他们多有交往。正是这种交往经过菊生回家口传，汪曾祺才得以拥有创作《鉴赏家》的素材，汪老在第三次回乡才看到好几幅王陶民的真迹。另一位是家与王陶民家相距约百米的著名书法家王捷三，他是可以到王陶民家看画的。王捷三之子书画家尔聪说，他见到过王陶民送给其父的赠画，画的文房四宝，也见过陶民画的观音像，功底深厚，运笔自如，观音像的衣褶一笔到底，是陶民边走边画，一气呵成。尔聪还透露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陶民虽坚持传统，但并不排斥西画，他与好友周碧初合作画过一幅油画《杭州苏堤》，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淡了，有人请尔聪为之加色，真是幸事，也是佳话。

陶民笔名有涵意 遗作散落众人家

王陶民（1894—1939）名珍，后名甄，又名聘之，别号逃民、逸摩、高邮王四等。上世纪80年代，王陶民在邮的学生朱天洪（中医师）应笔者之约，写过《回忆王陶民》一文，刊登在《珠湖》小报，在文中提及陶民笔名的由来，虽是推测，却有道理。

朱天洪说，王甄的甄是陶制品，因而有了陶民的笔名，又有谐音逃民。这些笔名是否有其他政治、人生的寓意，不得而知。朱天洪推测的笔名涵义有一例：因陶民追慕王羲之（少逸）、王维（摩诘），仰慕先贤书法、诗歌，故有逸摩笔名。王陶民在书写笔名时，亦能倾听平民的意见，对他常用王甄，高邮小桥河边裱画店“翰墨斋”老板仇霞祥认为，“甄”字的收笔应是一折钩，但陶民写的是秃的，像老鼠尾巴，这样收不住气，不主后福。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意见，也被陶民所接受。因此，1933年以前的题款，“甄”是照旧，33年以后的笔划就改了，如笔者见过的彩色《鸳鸯》为1935年创作，“甄”字的收笔就是一折钩。该画是为教师陈念祖新婚之喜而作，画面题诗“明媚清波甓社湖，湖汀花鸟正相娱。将为秦晋联欢画，便是关鸠一幅图”，连同他的题句“应念祖世讲清嘱兼贺 / 陶民王甄”，可谓诗书画的精品，使这位与王陶民无亲无故的陈念祖很是感动，其子陈中强更将此画视为传家宝。

王陶民作品本来就不多，经历了1946年国民党飞机轰炸后被盗和十年动乱冲击，王家人拥有陶民的作品只是一部分。据笔者了解（除周碧初外），陶民最钟爱的美女般的大女儿王慧没有父亲的遗作，在沪的陶民三女儿有一批，杭州小儿子纶禧也有一批，不乏精品。王先生曾准备捐赠给高邮，为此笔者专门去了杭州，由于我们的后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几个月后，纶禧病逝，赠画泡汤。我的同学王桤从市场觅得一幅《飞燕》，其题诗是：“浩荡东风尚未归，落花如雨洒我衣，老夫戏写双双燕，应向楼台多处飞。”王陶民的作品就如同“多处飞”的飞燕，已散落众人家，其人其画，将长存人间。

王氏旧居今仍在 陶民艺术有传人

笔者生活在焦家巷一带46个春秋，对坐落在焦家巷17号、27号的王家院子甚是熟悉。从17号大门进，穿小巷，进院子，有正屋三间一厢，前有花坛，植一株多年的牡丹，解放后被人民公园高价买走，后有花园，花木众多，杂花争妍。听王家长辈讲，王陶民生前就在西边画室作画，室内仅一床、一琴桌，一个放画的柜子，一个可以拉开可拼大的画桌。不作画时，庭前信步，园中观景，专注的观察、揣摩就是“写生”。27号房先为王慧所住，后为大儿子偕妻和小女儿双琴、又琴所住。现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王陶民的孙子辈、重孙子辈都“混得不丑”。他们并不想收回17号正屋，只是想让现住户搬出，恢复旧貌，以资纪念，可惜原房几易其主，面目全非；那么起码在门口钉一牌子，介绍此处为陶民旧居，可与毗连的秦家大院一道增添小巷的文化氛围。

王陶民先生的众多学生自然是他的艺术传人。作为王家艺术传人非嫡亲孙女春华莫属。请看其夫徐善骅为春华画册写的前言：“春华自幼受其祖父艺术思想熏陶，从小酷爱美术，并深得其神韵，再加之多年勤奋不辍，孜孜苦求，故能创作出不少为大众所乐见、颇具影响力的美术作品。”而王春华却以不忘初心地发现美、表现美、追求美，与绘画相伴终身，向世人宣告：祖父的传承和恩泽将在她及晚辈身上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