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锡麟，老一辈政协委员并不陌生，他是第四届县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常委，一名可敬的爱国爱乡的老人，可谓一生沉浮自奋斗，一世蹉跎成晚节。从一名小学教员起步，爬至旧政权“国大代表”高峰，又受潘汉年牵连，这位从香港起义者，跌落至新政权的“阶下囚”。上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荡涤了他几多“罪名”，他又迎来了惠风和畅的“第二春”。笔者曾在县委统战部工作，跟随领导走访、拜会、座谈，与崔老分享几多光彩岁月。崔老辞世后，笔者为搜集写作有关汪曾祺的材料，又到他的儿媳住处，寻觅崔老的遗痕遗作。当下，又多方获知几多逸事花絮，现钩沉历史、梳理记忆，说说崔老的那些事。

奋发努力   从教热衷书画

崔锡麟（1902～1987），字叔仙，出身于房无一间、地无一亩的一个普通中医家庭。童年随父母从高邮镇渡过百里长湖在菱塘桥生活，成为菱塘小学一名优秀的学生。“湖山钟人杰，嘉树喜成列”，跻身嘉树行列的他，不肯去当茶食店学徒，带了四块银元告别父母，在六合益智中学继续做“读书做官”的美梦。日后果然美梦成真。

崔锡麟高中毕业后，来到高邮“五小”（后为新巷口小学）做国文老师，并开始了他热衷书画的生涯。“五小”是汪曾祺的母校。比汪曾祺大18岁的崔锡麟既是汪曾祺的小姑爹，又是汪曾祺母校的老师。

传说崔锡麟的书画是自学成才，亦有传说是师承铁桥和尚，工笔花卉、鱼鸟草虫，亦有工夹写之作。1927年农历一月十三《文盂》文艺周刊15页推出《崔叔仙先生画例》，其大意为崔先生课余以书画自娱，其画造诣高古，气韵雄浑。前向时赠画已期满，求画者仍然不断，画债高筑，故援引旧例，“稍取润笔，借资墨费”使求画者得以心安，当为大雅所乐。实际向世人昭示，崔先生以画谋生了。为这种斯斯文文作广告者，乃画家王陶民（尚未去沪）、杨甓渔（卸任县长、《文盂》主编）、铁桥和尚、费石波等邮城名人。名人共同提携一后生，崔先生画作求之者更多。他一生绘画，始终不辍，多为文人画，即使沉冤服刑十年，也是在美术工厂绘画，只是各时期作品的内涵不同。

从政从戎   广交各路朋友

崔锡麟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笔者断言，现代高邮政坛历史上难有人与其比肩。蒋介石两次召见崔锡麟，肯定他为筹措抗日物资的贡献，李宗仁、郭德洁单独在兰州请崔锡麟吃饭，旨在拉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多次与崔锡麟晤谈。国民党元老居正、于右任与崔锡麟过从甚密，不少要员名人成为崔家座上客。

早在崔锡麟做小学教员时，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热情高涨，志存高远，曾和其他人一道，将大劣绅王鸿藻赶出高邮。崔锡麟真正投身政治活动，还是土坝口邻居夏传益（妻顾惠芬）和包惠僧的引领。那是1926年的一个春日晚上，崔锡麟在夏家见到已是国民党员的包惠僧，交谈之后，包惠僧对崔锡麟说：“崔老弟是有志之士，将来必有作为……要想搞民主革命，必须组织起来。最好加入国民党。”于是，由夏、包两人介绍，崔锡麟成为国民党员，并担任国民党高邮党支部（筹）委员，也就有了迎接北伐军过高邮的七律诗句“大军淮海追穷寇，父老壶浆献野餐。我举红旗迎虎符，亲同故旧共言欢”。

崔锡麟投身政治活动，踏上仕途则是从以优异成绩考上省训政人员养成所开始的。“青云有路前程远，紫陌寻春此日长。”从此踌躇满志的崔锡麟仕途顺畅，或任代理县长，或为县政府视察员，或任国民党25路军少将秘书，或任上海《时势新报》等四家报纸总发行部主任，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在旧政权这面大网中，他可以网到所需一切。

敬你一杯酒，广交天下友。崔锡麟在兰州任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并兼中央等四行管理处兰州分处委员时，接待应酬成了常态。诚然，崔锡麟偕子也遍访（游）陕、甘、宁、青各地，受到各省主席款待。在兰州，吴稚晖在崔锡麟家吃饭，挥毫存念；于右任也是常客，为崔锡麟的两个儿子写了两纸“同心同德”，上款竟然称“开元开明世兄”，让崔锡麟担受不起。居正住在兰州蒋介石前妻姚冶诚处歇夏，常到崔家吃饭，并题诗以志，诗的最后两句为“行来尝遍兰州味，特别崔家狮子头”。蒋经国、蒋纬国也造访过崔家，崔锡麟也请他们吃饭。

对待路过兰州的画家，崔锡麟则出于酷爱书画艺术，必定拜访、接待。张大千、丰子恺、潘挈兹等都曾是崔家座上客，且有画相赠。1987年元旦（即崔锡麟辞世当年），崔锡麟寄给潘挈兹的诗中有“四十五年伤阔别，皋兰旧雨半飘零”的缅怀和感叹。崔锡麟去世后，潘寄来挽诗和跋。诗云：“金城订交五十年，管鲍高义薄云天。邦国多难成大节，谁人不道先生贤。扫尽阴霾迎丽日，结社盂城诗如泉。空梁月冷人归去，极目南天涕泪连。”身居北方的潘先生只能遥望南天，以诗代哭。悲哉也夫。

政界混事   “淘”得国大代表

自从抗日战争炮火打响，崔锡麟便彰显报效国家的风范，为募捐支前敢作为、有作为，而不是乱作为、胡作为，足迹连缀成一条爱国的红线，为他在政界混事留下坚固的铺路石。

重名位、不贪财的崔锡麟借助其名位（三个少将一个专员的头衔）和青红帮袍哥们的网络，多头多路为国军将士募得数量可观、价值不菲的军需物资，如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医药设备、药品、棉军服、罐头食品、汽油、钢盔等，崔家附近的空地上常常堆满了物资，转瞬之间又急运前线。崔锡麟被同僚称为“一个尽责的后勤部长。”

在上海，崔锡麟第一个借助的关系是找多年交往的黄炎培。黄得知来意，夸奖崔锡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热情可嘉”，当即表态“当尽力相助”，于是一批又一批军需物资运往前线。崔锡麟还带着物资亲临前线慰问，住在盖沟地堡中度过了又兴奋又紧张的不眠之夜。在武汉，崔锡麟成为三支部队少将，亦领三处少将饷银，配有卫兵、汽车，他借助各方之力，对募达到“无孔不入”地步。其中，崔锡麟以在台儿庄大捷中闻名全国的孙连仲总司令代表出面募捐，一路绿灯。

在重庆，崔锡麟为募捐有幸找到宋庆龄、何香凝，也募得两万多件棉背心，并将国母等人的关爱传递给前方将士。崔锡麟还曾见缝插针拜会了孔祥熙，从而促使他成了后来成立的“行政院易货委员会”简任一级总务组长，即后来他在兰州既当银行经理，又负责与苏联代办洽谈，以中国的货物换取苏联的飞机。既有经营头脑，又有外交能力的崔锡麟办事透灵，仅几个月内，易货会就换到了苏联飞机几十架。当这些飞机巡航蓝天时，崔锡麟便当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秘书，又被任命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圆就了崔锡麟不做小官做大官的美梦。

国大召开之际，简直是一场闹剧，崔锡麟作为一名普通代表却成了香饽饽。为选正副“总统”，各助选团使出各种招数拉票。国民党元老居正和崔锡麟是忘年交，也是崔锡麟政治上的靠山，崔锡麟能当上国大代表，居正在中常会上说了不少好话。当居正与蒋介石竞选“总统”时，崔锡麟是莫名惊诧，后来，他表态投居正一票。选举时他真的兑现了承诺。他这神圣一票却差点惹出大祸。特务系统将崔锡麟选居正为“总统”一事在开会时报告陈立夫，经崔锡麟的挚友一番掩饰，陈立夫说，总裁是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是崔锡麟的头头，这次总裁宴请国大代表，崔锡麟就坐在其对面，还晤谈些银行业务。叔仙是一向拥护总裁的，不会不选总裁。崔锡麟躲过一劫。不过这位国大代表也只当了不到一年。

钟情文史   情注文坛大家

旧时代的崔锡麟就谙熟文史，尊重名家。1987年他与潘挈兹的诗作便是明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去台，而毅然回国，后来身陷囹圄，也依然从事与文艺有关的劳动。他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后，对党毫无怨言，反而是常常喜作红梅画，时时欣吟红旗颂，成为大家尊敬的爱国老人。

崔锡麟平反后，旋即被聘为省文史馆员、县政协委员、常委。笔者当时在统战部工作，目睹过崔老参政议事，逢会必到，到必陈言，真情诉说，新旧对比，爱国爱乡之心可掬。有时随领导走访崔家，见到过他画的牡丹和题诗。诗曰：“天香国色尽争春，多谢园丁奋笔耕。待到牡丹开放日，不忘辛苦种花人。”歌颂与瞩望是画作底色和诗歌诗眼。

崔锡麟晚年（1981年至1987年）是“灿烂添新彩”“幸福谢东风”的晚年。他伏案笔耕，抱病写史，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常有来日苦短的感叹。他写的文史《一幕丑剧》《六访包惠僧》《青红帮史话》等至少8篇20余万字。他在有限之年，留下了无限宝贵的史料。他的一生集文教界、军政界、金融界、青红帮人物于一身，成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缩影，也成了新时代从旧营垒走出的“过河卒子赛如车”的写照。他写的文史最大特点是忠于史实，不自夸，不显摆，不避讳，难得的爱国爱乡、情注文友的老人。

笔者在市文史资料第24期刊发的《熊纬书传》中，曾以较大篇幅写了崔锡麟与熊纬书交往晤谈的情况。简言之，正是年长熊11岁的崔与有识之士一道，推荐了熊参加政协有关活动，于是，便有了政协诗书画研究会、盂城诗社的先后成立，也就有了盂城诗社崔为顾问、熊为首任社长的出炉。尽管崔的画作比熊的画作稍逊一筹，但是熊对崔的人品、风骨赞誉有加。他们福荫了邮城莘莘学子。

至于崔锡麟和嫡亲侄孙汪曾祺的人生，都是“三生有幸”的悲喜剧。笔者在《走近汪曾祺》一书中有文介绍，现仅说说两三要点。解放前，失业的汪曾祺随父到时任镇江农民银行经理的小姑爹家拜望以谋职业，却遭到一顿训斥，大家人家的子弟应继承祖业，光宗耀祖，而不应跟在朱自清、闻一多后面屁颠颠地搞什么政治，其实是对并不热衷政治的汪曾祺的错怪。1981年汪老第一次回乡，在五柳园聚会，重谈旧事，引起哄笑，亲戚说：“你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是同一条路。”高兴之余，崔老竟然向晚辈谈起恋爱史。崔老对侄孙扬名全国喜形于色，赋诗作画予以点赞。汪老本想以诗画回敬，后来想到小姑爹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以卖画谋生，便不敢班门弄斧了。于是，就有汪老写给小姑爹的三首绝句问世。其中一首云：“胸中百丈黄河浪，眼底巫山一段云。犹余老缶当年笔，归画淮南万木春。”

正是这些具有中国风骨的文人名人支撑邮城一片天，淮南草木借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