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穷人家的孩子朱治高经人推荐到临泽公社党委当打字员。他从我工作过的朱堆中学高中毕业后，担任小学代课老师刚两个月，便有了新工作，让同学羡煞。我是他的班主任、语文老师。

他品学兼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保存的学生登记表上，他自己总结：“两年学习，取得可喜的进步，德智体有了一定进步……今后我决心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到劳动岗位上勤奋努力，不断进步。”这是他真实的自白。他家就在学校对河，父亲种田，也做篾匠。从1962年起连续11年超支，压得朱家喘不过气来。朱治高时常旷课去挖二交茨菰、割青草、拾鸡粪、捡蓖麻籽。他读初中时还为老师做过刻蜡纸、改作业的事情。为填平超支的漏洞，他父亲夜以继日忙编织，可是编织的仍然是有漏洞的捉襟见肘的日子，苦涩的生活长期未见改善。他父亲常说太阳总要从我家门前过的。

可不是，在四十多个同学中，朱治高被公社领导看中，到办公室当打字员。这就是阳光洒在了屋檐上。朱治高很快适应了公社大院繁杂的生活，打印文件，准备会议材料和场所，轻车熟路；参与填报汇总统计表，把成日转田头的领导脚印衍化为生产数据报到县里。时任党委书记的周保桃不是那种“大衣一披，指东划西”的干部，他要求上报的材料一定要实，不许有水分。同时，朱治高还得打扫庭院，整理卫生，卖饭票，卖分配的计划香烟。与公社的陈会计一起，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晚十一点，中午不休息，也没有周末，一年很少休假。每晚最后一件事，关好大门，上好门档，然后上床酣然入睡，到梦中得以轻松。

如果说，朱治高在公社当打字员，是工作的起始点，那么，他1974年底入伍当兵则是人生转折点。公社领导舍不得他走，破例为他搞了聚餐，提前穿上军装集体合影，稚嫩的他站在老书记身后，眼含泪花，从心眼里感谢领导的培养和厚爱。出发前公社一位副主任受老书记委托，给他兜里塞了40元（几乎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也送来一份关爱。

1975年一个阳光和煦的冬日，命运再次垂青他。刚从遵化山区拉练回来的朱治高被调到孔原（曾任总参谋部政委）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在孔原身边的日子里，他留下了一串珠玑似的记忆。他几乎24小时负责首长的起居和安全，首长上班或外出，他是跟班，还经常陪同首长去尚未开放的北海、景山公园散步。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孔原去看望邓大姐，小朱随同去了西花厅，与邓大姐同桌用餐，标准是四菜一汤。

他在首长身边工作，有幸见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领导，聆听首长的教诲。尤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革命胸襟和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让他受益良多，为今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

1979年一次偶然机会，小朱被调去干部管理部门帮忙。尔后，他又被留下从事干部任免工作，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新阶段。刻苦钻研、经常加班加点，使他很快独当一面；潜心本职、办事一丝不苟，使他对分管业务得心应手。

38年的军旅生涯，朱治高一直是勤奋努力的。他在地方大学、军事院校、中央党校学习进修过，从总部机关到直属单位、部队，再回到机关，他干一行，爱一行，在实践中成长提高。1995年、2011年，他两次随领导到五大洲多个驻外使馆巡视。他还参观过卢浮宫、诺曼底登陆遗址、比利时滑铁卢等名胜古迹，也去过纽约大西洋城、穿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这不是猎奇，而是为了了解驻外人员工作生活环境。他还曾为某高科技单位广纳人才，选调了不少行业精英。他参与组建担负特殊使命的某无人机部队，曾两次在天安门接受检阅。

军旅生涯结束之前，朱治高策划主编了历史文化工程系列丛书，洋洋洒洒数百万字，彰显了他的责任意识和驾驭能力。为完成《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之一的《伍修权传》，他受命担任编写组长，与有关同志踏访6省市10余个县市，采访近百人。撰写任务完成后，受到各方好评。

朱治高从正师岗位退休后，以其实践积累，继续发挥余热，在国家机关某重要平台从事审查把关工作，大到内容导向，小到画面字幕，围绕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严格把关，默默奉献。

“太阳总是要从门前过的。”是啊，太阳已照耀朱治高迈上了人生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