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走进今天的高邮市烈士陵园，来到烈士墓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大型卷轴式英烈墙，上面镌刻着1670名烈士的姓名，另外还有40多个烈士墓，整个墓区显得无比庄严肃穆。鲜为人知的是，如今陵园内的烈士墓共经过了三次迁建。作为烈士墓第三次迁建的主要参与者，我有必要向大家讲述这一段尘封已久的难忘经历。

战争年代，我市数以千计的革命烈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苏中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周山烈士，人民的好干部、县委书记李健烈士，在敌人刑场上凛然就义的副县长周奋烈士，以及袁舜生、郑光耀、狄奔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以及在抗日战争最后一役——高邮战役中壮烈牺牲的242名新四军无名烈士……然而，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烈士牺牲后只能草草就地掩埋。

直至1950年，高邮县人民政府首次建烈士墓，将烈士忠骸迁葬在中山公园(今高邮烈士陵园)内，当时的烈士墓为砖土简易结构。1955年，高邮县委、县政府第二次对烈士墓进行了拆迁重建，为圆形水泥磨石砖混结构。2002年，因年代久远，烈士墓地基出现下沉，导致墓的顶端大面积开裂、塌陷，既不严肃，更不雅观。另外，每年清明祭扫烈士墓时，原祭扫广场过于狭窄，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给开展祭扫革命烈士活动带来极大不便。根据上级民政部门的要求以及全市人民群众的愿望，经市政府批准，决定于2002年7月对烈士墓进行第三次迁移重建。

其时，我担任市烈士陵园主任、党支部书记，为了慎重稳妥地做好烈士墓迁移重建工作，陵园党支部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研讨工作方案，明确人员分工。首先向烈士家属发出了迁移重建烈士墓的函件，告之重建的目的，并请他们来邮面商相关事宜。由于先前的烈士墓为合葬墓，而改建后的形式是独葬墓，别说烈士家属对迁建后的陵墓内安葬的是否就是他们亲人的遗骸心存疑虑，说实话就连我自己也担心迁建过程中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为此，我们事先作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走访，先后登门与离休老干部、烈士家属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了解。周山烈士的爱人高敏同志向我们反映，周山烈士遗骸当年是用坛子装殓的。周奋烈士的儿子周继奋向我们反映，当年县委安葬他父亲时，他还小，由他母亲(陈亮)抱着参加，因为周奋烈士是被敌人在刑场上拦腰斩断的，故遗骸是用小木盒装殓后再放入棺材的，相当于套棺，当时根据风俗习惯，母亲还从他头上剪下一撮头发在他父亲棺盖上封钉。李健烈士的儿子李忠明则反映，他父亲是用一口黑漆大棺材下葬的……根据走访了解，我们对墓内安葬情况基本有了底数。

为保证万无一失，迁建的前一天(2002年7月21日)下午，我指挥施工人员打开了烈士墓顶，并对浮土进行清理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龟板状的墓穴，即圆形内一分为二，共八个方格，根据走访了解的结果，按惯例应该是东边为上首，原烈士墓上排名依次是周山、李健、周奋、袁舜生、郑光耀、狄奔、严肃……那么东边第一格内应该是周山，第二格内是李健，第三格是周奋，以此类推。

第二天上午，烈士忠骸迁葬仪式正式开始，市领导来了，烈士亲属来了，电视台记者也来了。当施工人员细心地拨开又一层土面后，终于见到了长眠于地下半个世纪之久的烈士墓穴，前排东首第一格是一只坛子，然后依次是棺材、棺材、坛子，后排全部是坛子。为了最终认定，周奋烈士的儿子周继奋对前排第三格内的棺材直接参与了“甄别”，只见他慢慢地刨开棺材的朽木朝里望去，果真内中还有一层棺木，再刨，猛然一支锈迹斑斑的铁钉赫然就在眼前。他激动地一把抓起铁钉，迎着阳光举起一看，铁钉虽高度锈蚀，但丝丝发卷仍依稀可辨，此时此刻，只见他拿着铁钉就朝他母亲奔过去，“妈!您看!”陈亮老人双手捧着铁钉看了又看，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连连对他儿子用上海方言说“就是呐爷 (意思是那就是你爸爸)”。周山烈士的亲属、李健烈士的亲属等也都对遗骸予以认定并重新安葬，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位于东门宝塔南侧、1945年12月攻打高邮城牺牲的新四军无名烈士合葬墓，也在紧张有序地拆迁中(原墓为泥砖结构，当时已多处坍塌)。那天，工人们早早来到东门烈士墓前，自发虔诚地为烈士焚香祷告。当墓砖掀开、刨去黄土，一口外表已腐朽的黑漆棺材和一口大缸呈现在眼前，当工人们小心谨慎地撬开棺盖的瞬间，却都吓得连连倒退，原来棺内(缸内)除了满是白骨，还有两枚手榴弹放在最上面。见此情形，工人们立即停下退后，并拨打110报警。一会功夫，公安局来人进行了安全处理。而后，工人们小心地将烈士的骨骸拾装进红绸袋，足足装了两车，运送到陵园内，统一用两口陶瓷龙缸对合进行了安葬。

至此，整个迁葬过程衔接顺利，未出任何意外差错，所有烈士亲属都对我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高度满意并表示感谢，其情其景难于言表。高邮烈士陵园第三次迁移重建烈士墓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