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现居河南洛阳市的高邮籍文化人杨汝樟先生来信告诉笔者，经过多年的寻觅，同时在中国社科院、北大历史系、旅日华侨及台湾省等多位朋友的协助下，其家庭三祖父杨芾所著的《扶桑十旬记》一书终于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回了。通过对杨汝樟老先生的电话采访，笔者了解到此书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趣事，在此愿同广大读者分享。

杨芾其人及其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发行的《高邮县志》“人物”简介中，有一则杨芾传略，内容如下：杨芾，字若米，高邮杨家巷人，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军机处章京（人称小军机），得缺补任道台，是恭亲王奕（咸丰帝之弟）的主要助手。
高邮学界耆宿杨汝栩先生生前也曾介绍说，杨芾主管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事务，担任的是参与朝廷最高机密的要职。当时的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对他十分倚重，每入宫晋见皇帝，或出外巡行视察，大都带杨芾同行，一应奏议、谕令多出自杨芾之手。后来，杨芾外放至山东，任莱州知府。他著有《扶桑十旬记》（已佚），据说曾奉命出使过日本。（见《杨汝栩文集》第163页）
此外，董赞尧先生也曾在《高邮文史资料》第四辑《杨芾事略》中提到《杨芾十旬记》，并肯定“杨芾乃清政府主持洋务运动的首脑人物”。
那么，《扶桑十旬记》又是怎么回事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芾受两江总督端方委派，以大清帝国“记名军机章京陆军部郎中”的身份，携清政府官方咨文，赴日本考察宪政，为时一百零六日，期间活动内容杨芾以文白体日记记之，约四万字，由文海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扶桑十旬记》。因其所述具体详实，行文流畅，梁启超先生曾对此书多有美誉。

“扶桑十旬”始末

在杨芾从政的时代，清王朝正希图借鉴别国模式走上强国之路。当时，慈禧太后既想变革有明显弊端的政治制度，又担心因此而丧失皇权。在对五位出洋考察的大臣所介绍的各国政体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她认为日本的立宪既增强了国力，又不妨碍天皇的利益，甚为可行，于是决定效仿之。为了对日本立宪有一个更为细致全面的了解，两江总督端方在自己访日回国不久，委派杨芾再度出使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详细考察其宪政。杨芾的随员为徐璐及熊懋儒二人。
他们这个使团于丁未年二月二十日（1907年4月2日抵沪），廿四日（4月6日）乘博爱丸号轮船赴日，至六月初八（7月13日）返抵吴淞。其间历长崎、过神户、游东京、览西京及大阪，参观中小学校、幼稚园、聋哑学校、帝国大学、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警察署、监狱、造纸厂、造币厂、冶炼厂、水厂……，几乎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察。
当时，奕、端方、杨芾均为洋务派的中坚，主张改革专制体制。然而，立宪改革派虽为主流，守旧势力仍然顽固地作困兽之斗。为拖延立宪的时间，他们提出了与日本一样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期。对此，清政府于1908年发表上谕予以允可，由此一来，正式立宪的时间便被推迟到了1917年。他们的延宕使得立宪改革这最后一次自我挽救的机会最终流逝，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粉碎了清王朝的所有幻想。1912年溥仪退位。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及杨芾等人分别于1906年和1907年的两次出洋考察成果就这样被时代的风烟掩埋。

历史的迷雾终究会消散

近一个世纪之后的2004年，杨汝樟先生历经艰辛，终于使这部《扶桑十旬记》重见天日。适逢当前我国正进行一项计划历时10年的大型文化工程―――约300万字的《清史》编撰工程，《扶桑十旬记》将为其提供一份难得的原始记录。高邮地方志、《高邮文史资料》也将因此获得弥足珍贵的史料，使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更添一份厚重。

附：杨汝樟先生简介
杨汝樟，1933年生于高邮杨家巷。解放后参军，被部队保送至高校学习俄语，毕业后从事俄语职业翻译工作达5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被调往洛阳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工作，为高级工程师。已离休，现居洛阳市。杨汝樟先生的名字及其译著书名《金属的氧化处理》曾被载入1990年《高邮县志》的今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