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先生在做幕客期间，于1671年4月曾来高邮，前后时间不长，并在盂城驿从事管理工作，作有《高邮驿站》。蒲先生在高邮给盂城驿重添异彩。

“高邮”别名“秦邮”，盖因秦王嬴政曾于此地筑高台、置邮亭，始开高邮建制。邮亭是地方最小的行政单位，主要是传达政令、管理邮驿通信事务，也管征税赋役、缉捕盗贼，有行旅馆舍。高邮，据宋代《高邮志》：汉代作平阿县，汉成帝（公元前32年之前）封元舅王谭为平阿县侯，即此地。汉元狩五年，设立了高邮县，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全国二千多个市县中、以“邮”名地者，高邮独一无二。西汉高邮为县，宋代高邮升为高邮军，元代升为高邮府、高邮路，明清则为高邮州。真是：华夏一邮驿，神州无类同，一支“邮“字歌，从古唱到今。

（1）高邮古驿的历史和规模

高邮共有两座古老驿站，一为盂城驿，一为界首驿。盂城驿坐落在高邮南门外、京杭大运河旁。界首驿坐落在高邮市最北端的京杭大运河旁。两驿相距60华里。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称南京为留都。南北两京之间的大运河主驿道成为朝廷的命脉、国家的生命线。明・程春宇《士商类要》中的《水驿捷要歌》，就形象地概括了两京间4 6处驿站的全部驿程：“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逢远三千三百零……广陵邵伯达盂城，界首安平至淮阴……”盂城驿和界首驿是京杭运河线上重要的水马驿，是南京至北京这条政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明代高邮州“地当广陵、涟水交衢，两京通津。郡国之输将，华裔之朝贡，使节之巡行，咸取道焉。”为“今古繁华所在”。
盂城驿开设于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驿名源自北宋高邮人秦少游《咏乡》的诗句：“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盂城驿，除“州志“记载之外，还有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八回中有“吕厨子配死高邮”一段，写的是犯人在盂城驿服劳役的故事。在高邮南门外还有“馆驿巷”、“马饮塘”、“马神庙”等地名。1985年，经高邮市集邮协会前副会长朱熙元等学者的努力，根据这些记载和地名，最终找到失落了70多年的古盂城驿旧址。据研究，《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蒲松龄先生（胡适先生曾考证过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因此，古盂城驿重见天日也是得蒲松龄先生在天之灵。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古驿毁于倭火，几成废墟。隆庆二年（1568）知州赵来亨重建盂城驿，而后盂城驿得以重光。据记载，其时，整个驿站有正厅、后厅各5间，库房3间，廊房14间，马房20间，前鼓楼3间，照壁楼1座，驿丞宅1所……鼎盛时期厅房200多间，另有驿马130匹，驿船18条，马夫、水夫200多名。
界首驿置驿为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有《过界首驿》诗云“野老柳阴沽黍酒，行人马上得家书”。明・隆庆《高邮州志》载：界首驿“在城北60里。明洪武六年（1373年）知州李某开设。正厅5间，后厅5间，穿堂3间，库房3间，鼓楼2间，廊房14间，马房20间，驿丞宅1所，马神庙5间，门房3间”。按编制“设驿丞1 人，攒典1人，界首递送所大使1人”。今界首驿已圮。
宋代以前，高邮附近的地貌和现代差别较大，当时高邮水系是东西向的，尚没有高邮湖和今运河。向西经淮南可直达中原。直到明末清初才最后形成高邮湖和大运河高邮段。历史上的驿馆和驿道的分布情况尚待考证。史料有记载，唐代李吉甫在高邮修筑平津堰，就住在作为驿站的高邮候馆。宋代高邮修筑城墙，在商贸发达的北门外都酒务街设迎华驿。北宋至和二年，王安石来高邮，在驿馆会见当地贤士王令等人。宋代在高邮城西南设高沙馆。元代有高邮驿，地处繁华的西门外，至正年间，改名秦淮驿，后又名秦邮驿。元・萨都剌住高邮有《高邮城晓望》佳句：“城上高楼城下湖，城上画角晓呜呜。望中灯火明还灭，天际星河淡欲无。隔水人家种杨柳，带霜凫雁起菰蒲。短衣匹马非吾事，拟向烟波觅钓徒。”

（2）驿站的建制和隶属关系

在建制上，两驿各设驿丞、攒典、递送所大使一人，设置完全相同，而且驿丞的任免直属中央（吏部），与地方无关。邮驿驿丞，九品，驿站是兵部车驾司管理，垂直领导，高邮驿站的官员配备较为规范，即使清代后来不设驿丞，州署仍专派一名从九品吏目管理，直到驿站寿终正寝。

（3）驿站的主要职能

飞报军情是驿站的重要任务。驿卒们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一有军情，他们便背上赤白囊，策马上路。驿卒们持着虎符，抖着缰绳，追风赶月，疾驰而去。传宣政令是驿站的主要任务。驿站还肩负着接待的工作。大凡南来北往的官员都要在此下榻，受到驿丞的热情款待。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次次驻跸盂城驿。有诗两首：《淮城晓霜闻雁》 “天际晨光水月连，带霜归雁向前川。盂城晓发寒仍在，谈笑春风杂紫烟”。《晓发维扬顺风扬帆午余已过秦邮》“傍晓发芜城，风帆疾如驶。晚照半平湖，舟行百余里“。（1702年颁发高邮）。
此外， 驿站还承担着传送征衣的重任。这项任务通常选用水运。另外，凡犯人押解途经高邮，可以押牢歇脚，驿丞也有权审问人犯。

（4）驿站的布局和标志性建筑

盂城驿从诞生时起，就是古代邮文化的综合体，它上秉秦亭、汉舍、元赤、明站之风骨，下挟吴沟、唐塔、隋河、宋城之雄浑，揉合了千年邮驿史。这里被专家们认定是“原汁原味“的明代盂城驿建筑物。知州赵来亨《公馆记》写道：皇华有堂，堂构峨峨，后寝渠渠，缭以周垣，启以高门，赭垩黝碧，宏敞炜煌。
古盂城驿紧傍运堤，“皇华“牌坊面西而立，高而威严。驿站坐北朝南，大致分为三处：驿舍区，鼓楼区，马神庙。现存盂城驿，惟驿舍区极具文物价值。由朱学范手书的“古盂城驿”苍劲典雅。穿过门厅，过石阶，依次有正厅、后厅、库房等建筑，其梁柱、基石、瓦当诸多遗存，皆为明清风格，横梁表层皆用绘画，瓦当亦雕有铭文。便是“皇华堂”，但见一幅楹联：“国中置驿交通利，天外飞鸿顷刻来。”这里曾是古代交通要寨，著名的信息传递中枢。所见到的厅、梁、柱、瓦都是保存了600多年的明代遗物，中间两根柁梁上“年年有余”、“吉祥如意”、“步步高升”、“必定胜利”等寓意深刻的木雕，反映了明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蕴含着当时当地的民俗风情。穿过“皇华堂”后有天井和“驻节堂”（相当于“迎宾室”），驻节堂内外的抱联“过客相逢应止宿，征途到此便为家”；“梅寄春风劳驿使，葭怀秋水托鸿邮”。左有驿丞舍、右为驿卒舍，有传递文书的批单室。北院有伙房。驻节堂傍门外是一座小花园并有廊道。园中建有一座高约15米的“钟鼓楼”，是盂城驿内最高的建筑。它青砖黛瓦，高耸壮观，是古盂城驿的标志。它具有值更守夜、站岗了望、击鼓报捷等功能。登上钟鼓楼眺望远处，近观奔流不息的大运河、波光粼粼的高邮湖；远眺禾稼葱葱、无边绿野。驻节堂往北是一间间又窄又小的驿卒、马夫宿处，往东是邮驿史展览室，室内翔实的史料、珍贵的文物等向人们展示了我国数千年邮驿文明史。展览室的南面是马神庙和饲马的马厩。马神庙内供奉“敕封驷马王爷之神位”，是驿站内祭祀场所。相传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是马神的生日，驿丞定要前来焚香敬拜。古代驿站内大多设有马神庙，以祈求驿站人马平安。
盂城驿的不远处有绿水依依、青草盎盎的马饮塘，专供驿马饮水。那马神庙前面还有马棚和马槽，以及蹲伏在一旁的四座上马石墩。据专家考证，这些不起眼的上马石墩都是秦汉或秦汉之前的地面遗存。它呈铁灰色，表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孔，是用火山岩做成台阶式的上马墩，还雕刻着玉如意和百合类纹饰，尤其以玉如意居多，象征事事如意。
在规模上，界首驿与盂城驿主体建筑几乎相当。根据清代戴瀚《舟次界首驿》中有“秦邮北境湿青冥，晚系兰舟就驿亭”。清代鼓桂《过界首驿》中有“树拥驿楼相见远，灯催城鼓著犹喧”诗句，界首驿应有“邮亭”、“驿楼”等标志性建筑。

（5）邮驿的兴盛和衰亡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后，高度重视邮驿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驿递天下之血脉”，即位22天便定驿律，且践行极严、极实。盂城驿展出的书籍中介绍了朱皇帝治驿的严明。正因为如此，早期包括盂城驿在内的驿站才呈现“驿递清乐，而里甲不忧”的景象。朱元璋颁布《应合给驿条例》，限定用驿人员，其余人等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惩，并亲自处罚了他的两个女婿和一个开国功臣。明朝中后期，大宰相张居正于万历年间从严治驿，规定任何官员非公务不得动用驿站交通。张居正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其子回乡参加科举考试，不用官府邮驿，而是自己出钱雇车。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他也不动用驿车驿马，而是骑着毛驴回乡祝寿。他对那些违规者绝不手软，有一甘肃巡抚的儿子擅自驰驿，即被革职。
但是，朝廷这些规章到了基层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各品官员对驿站竞相骚扰，稍不如意，便对驿吏破口大骂，施以棍棒，驿吏被打死的事件亦时有发生。史学家谈迁在顺治十年夏天沿运河往北，夜泊高邮北60里的界首驿站，写下了一首内容悲惨的《驿卒行》：鸠形鹄面充驿卒，乞儿挽舡救死骨。
蒲松龄在《高邮驿站》中愤怒地写道：“头站一到，家丁四出，鸡犬不宁”。“夫船有供应矣，而又勒索马匹；廪给有额规矣，而又索勒折乾。稍不如意，凶焰立生，轮鞭绕眶，信口喷波，怒发则指刺于睛，呵来则唾及于面。”朱元璋，张居正的严以律己，不过是朝廷做出的表面文章，他们无法遏制腐败。官场上混迹的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抚台，州官，县令等各级官员对驿站肆无忌惮的盘剥，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无能为力，因而驿站渐渐萧条没落，最终倒塌是必然的结果。
随着邮政事业的兴起，驿站功能逐渐衰退，光绪26年高邮州开设大清三等邮政局一所，光绪28年、34年、宣统三年又先后增设邮信柜三处。辛亥革命后，盂城驿奉命撤销，结束了邮驿的历史使命。历代建立的驿站、递铺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已经荡然无存。盂城驿遗址却为我们留下了古代邮驿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