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伟、蔡南萍与前来看望他们的高邮邮协代表（后）合影

60年前的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向盘踞在高邮城内拒不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投降的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的六二五、六二六两个大队和改编为国民党军的原伪四十二师共5000余人发起攻击。此战役历时7天，26日凌晨1点多钟日伪军缴械投降。此役后被人们称为“对日最后一战”。
60年后的12月19日，记者专程赴南京，采访当年担任攻打高邮南门的主攻营营长杨勇伟。
今年已85岁高寿的杨勇伟居住在南京“99”公寓。他虽然记忆力已大不如从前，但一提起60年前的往事，老人兴奋地说道：“解放高邮打鬼子的事，我记得！那是我从小鬼子手里收复的第四个县城，也是我们同日本鬼子打的最后一仗。”
杨勇伟是上海宝山人，父亲与几个叔叔都以做皮箱等皮具为业，家境殷实富有。抗日战争爆发期间，杨勇伟在上海一所私立戏剧学校就读。尔后又去中华百货公司当学徒工。在此期间，他的一名同事，于10月10日在中华百货公司楼顶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公司老板慑于日本势力的逼迫，开除了这名员工。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在杨勇伟深感报国无门的时候，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满腔热血的杨勇伟于18岁那年，毅然离开繁华而又满目疮痍的大上海，悄悄来到崇明岛，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当年负责接待杨勇伟的，正是后来在“对日最后一战”中，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
杨勇伟骁勇善战，在崇明岛上干过短枪队，并很快升任侦察排排长、连长等职务。新四军主力北上江北后，他任南通一带武工队队长。
由于杨勇伟生于大户人家，又学习过表演，再加之在上海见过大世面，他经常以阔少爷的身份或是扮成富商的模样潜入敌人占区，铲锄汉奸和小鬼子。
杨勇伟为迷惑敌人，有次锄掉一个大汉奸后，随手写下了“一枝梅”这一具有侠客意味的雅号。“一枝梅”令鬼子和伪军惊恐万状，以为遇到了会飞檐走壁的江湖侠客。于是，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抓拿“一枝梅”。这“一枝梅”随之名声大噪，日后也就成了杨勇伟的美称。
杨勇伟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常出入敌占区的酒楼茶肆旅店客栈，打鬼子杀汉奸，他的英雄事迹，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曾有过报道。近年来拍摄的介绍新四军以及我党历史的大型历史文献记录片《铁的新四军》、 《永恒的雕像》中的第五集、第十一集都有对杨勇伟的专题介绍。
淮海战役时，杨勇伟任第三野战军某团参谋长。在解放上海后，他是淞江军分区的副总队长。他所辖的一个团被第三野战军的高级领导特批为“特务团”，列入解放台湾部队序列。后由于战局变化，杨勇伟于1951年春调任华东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上世纪90年代初。
上世纪90年代初，九州大地经过10余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增强，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政治生活亦更加民主，政治环境更加宽松，一度时期被斥之为“封、资、修”的养花、遛鸟、集邮这些娱乐活动也“春回大地”。高邮集邮协会借撤县建市的契机创办了会刊《盂城邮花》。
首期会刊即奉寄给杨勇伟，请予指正赐教。那时，仅知晓杨勇伟是我国“邮坛重臣”――全国邮联理事，并以敢为集邮爱好者“仗义执言”而闻名。其实，早在淮海战役时，杨勇伟就开始收集“解放区邮票”，新中国成立后，他收集的范围更为广泛，有雨花石、钱币、名人字画等，集藏界有“抗日英雄一枝梅，金陵藏家杨勇伟”之说。时隔数日，便收到杨勇伟的来信。在征得有关部门领导的同意后，我们向杨勇伟发出邀请，祈盼他来邮指导集邮活动。他复信道：近几个月很忙，待有空一定去贵地！
不久在扬州的一次集邮活动中巧遇杨勇伟，他务实地问道：“你们是举办集邮活动邀请我参加，还是让我介绍集邮知识，还是指导你们如何编组邮集？如果是后一种，那我得帮你们请集邮大家马任全先生的小公子马佑璋先生来作专题讲座，他是国家级邮展评审员，又是江苏省集邮学术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们如实地说，希望指导编组邮集，但仍请你同马佑璋一起来。杨勇伟爽快地说：“我当然同他一起去！”
数月后，杨勇伟与马佑璋如约来到高邮。负责接待的领导高兴地说：“我们邀请你们几个月啦！今天终于迎候到二位光临，荣幸啊！”杨勇伟快人快语地说道：“有些地方邀请我，明确告知，去不了；有些地方邀请我两三年啦！我虽然答应了，可是忙得抽不出时间。对高邮我是有特殊感情的，所以才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应约而来罗！”说完他就眯着眼盯着大家哈哈地笑。只是到了第二天，安排的集邮活动结束了，去游览高邮名胜古迹后来到高邮城南门遗址时，杨勇伟才向人们透露，他在高邮的第一次解放中担任主攻营营长。
杨勇伟当时所属部队是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由苏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兼任司令员，因此也称苏北兵团。他那时是7纵52团3营营长。据有关史料记载，攻打南门的是8纵68团。杨勇伟他们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打援。因担心8纵攻打高邮时，江都、邵伯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出动，使其腹背受敌。后来情况有变化，杨勇伟的部队攻打高邮城外车逻坝一带的外围之敌。谁知当杨勇伟他们来到车逻时，敌人已逃至高邮城内，因此，杨勇伟他们就成了攻打南门的主力部队。
杨勇伟说，高邮城墙高壁厚，部队缺少重武器，为了接近南门，就采取把南门外居民的房屋打洞通行的方法。他们于深夜摸黑上了南门城墙。
身为主攻营营长的杨勇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由于是深夜，他误判城墙下面的物体，从城墙上跳下后，导致左胸两根肋骨骨裂，但他仍然指挥战斗，直到战役结束。杨勇伟风趣地说，他为高邮的解放负过伤，可是没有流过血。不过，这次负伤，60年来，他一直深受其苦痛，只要稍一用劲，或是天气变化，他都感到肋间疼痛不己。
杨勇伟的身上有刀伤、枪伤、炮弹之伤。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杨勇伟由于负伤，日后与主治他的医师、手术队队长蔡南萍喜结良缘。2005年6月18日《中国青年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经典回放・银幕上的抗战’系列专版”报道了这对革命伴侣。
那次故地重游，当杨勇伟得知高邮有座古代驿站――盂城驿岌岌可危时，他立即表态，要向全国邮联反映，抢救这一难得的邮驿历史遗存。
1993年初夏，杨勇伟为修复盂城驿在高邮举办“杨勇伟邮品拍卖义捐活动”。由于他在集邮界久负盛名，他的这一义举，有效地提升了盂城驿的知名度，为国家邮电部、省邮政管理局和国家文物部门投资修缮盂城驿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杨勇伟得知高邮在成功举办三届邮文化节后又制订出打造东方邮都的宏伟规划时，他十分欣喜，并一再地说道，高邮的“邮”全国独一无二，在“邮”上可做的文章很多。杨勇伟对高邮可谓关心备至，与高邮之“邮”有着不解之缘！

杨勇伟在“对日最后一战”纪念封上的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