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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出生地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2006-03-24 00:00:00    作者:肖维琪 晓寒    来源:今日高邮

帝尧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姓伊祁,名放勋,号陶唐氏,史称唐尧。帝尧出生在哪里,一直是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和方志学探寻与研究的课题。目前,扬州大学的陈清硕及我市原政协副主席张愈等人经过10多年的潜心探索,使这一课题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帝尧出生地研究现状:“东夷说”向“华夏说”叫板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田野考古的新发现,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和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对历史上已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展开争论是很正常的。如全国建立的黄帝陵庙,旧有的有甘肃、河北、河南、陕西各1处,加上1981年台湾新建1处,共5处。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葬于桥山”,陕西省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因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古墓葬第一号。与黄帝陵相似,舜和禹的出生地也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舜陵建在山东诸城,禹陵建在浙江绍兴。尧陵应建在何处,仍在争论中,尽管历史上尧陵已有山东谷林和山西临汾2处。
帝尧出生地争论的情况如何呢?我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帝尧出生地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华夏说”与“东夷说”之间,在两种说法内部还各有许多争论。如华夏说有“河北保定说”与“山西临汾说”等,而河北保定说又有“顺平县说”、“望都县说”和“唐县说”等。经过研究和争论,一些历史学家就仅存的遗迹、旧址、史书与传说相互参校,认定河北省保定地区顺平县为帝尧的出生地。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江苏金湖说”首先以“东夷说”向“华夏说”叫板,1994年4月的《江苏地名》、1994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1月的《新华日报内参》第30期等报刊均发表署名文章,认定金湖县塔集镇为尧出生地。(后于1998年,由李义海供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的“金湖县”词条下,称金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五帝之一的尧帝诞生地。”紧接着,“江苏高邮说”又向“江苏金湖说”责疑,1996年4月的《旅游天地》、1997年5月的《扬州学刊》、1998年5月的《自然与人》、2001年6月4日的《扬州晚报》等报刊均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尧出生在高邮,2002年11月5日《高邮日报》甚至刊登了《帝尧出生地在高邮神居山一带》的文章。其间,“江苏宝应说”也赶来凑热闹,2001年3月19日《扬州日报》载文认为:宝应是尧的出生地。这就是说,在东夷说内部,既有“江苏金湖说”,又有“江苏扬州说”,而江苏扬州说又有“高邮说”与“宝应说”等。一时间,在高、金、宝及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对尧出生地研究、探索与争鸣的热点问题,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和人们的极大兴趣。
陈清硕是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今年已72岁,退休后一直潜心研究帝尧文化;张愈,高邮市原政协副主席,多年从事地震、地质研究。他们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经过10多年的研究、探索与争论,在各类报纸、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综合起来,目前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证明了“尧文明根源于中原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也有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它记载的中国文明的原始发生仅限于黄河流域一带呈墨迹般浸散状向四周缓慢扩展。随着辽西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湖南澧县古城头山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江西、云南、贵州、香港青铜文明等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人类均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或先或后、各自独立地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了南北部族万国林立、交相辉映的动人局面。显示了中国文明的“一元发生论”已让位于“满天星斗论”。因此,所谓的五帝,只不过是继黄帝之后在氏族史上出现了某些杰出的领袖人物,如颛顼、帝喾、尧、舜而已,其间的距离可达几百几千年,是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子孙相传的。
在尧文明的研究中,史学界已经发现了东夷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融合现象。据我国古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在尧舜禹时代,确曾出现过东部土著部族的西迁,他认为这种大规模移民,和逃避水灾有关。孟子说:“似洪水之祸,实起尧之前,待至尧时,人事进化,始治之耳。”早在4000年前的尧时代,我国东部确实发生过巨大的海侵,当时东海海面高于现在的2至4米,当时的人们不可能战胜那种水患,他们只有一边治水,一边逃离被水淹没的家园,另觅生存空间;他们长途跋涉,最可能去的地方是地势较高的中原地区。有三件事既可以证明东夷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又可以推翻“尧文明根源于中原说”:一是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各种因素都在中原出现,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成为夏商周三代人祭天的礼器,所有这些玉器在中原地区是找不到原始祖型的;二是从鸟图腾探源也可印证尧文明由东南向西北中原传播的结论。鸟图腾不是中原统治者的图腾,他们以熊,后来是羊,最后是用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尧在汾阳的“定都”来源于“凤方”,是以鸟名来定都的,这说明目前尽管山西有尧庙、尧陵,但并不能说明尧的出生地必在中原;三是从语言学中看出,按汉语的语序,对某人是先呼姓名后称职务,而在《史记》中,司马迁不称“尧帝”而称“帝尧”,与南方古越语的语序是一致的。越文史学者认为,这种姓名和职务的倒称是古越语在汉语中留下的语言化石,证明尧出生在东夷集团分布的区域内。
“江苏高邮说”成了最后的赢家
战国时魏人的《竹书纪年》中说:“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放勋立,是为帝尧。”魏晋著名医学家、文学家、历史著述家皇甫谧(215-282)所作《索隐》称:“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上述三段文字,是我们研究帝尧出生地的主要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江苏高邮说完全符合古代文献记载的上述条件。
1、斗维之野。斗维之野是古代占星术的用语,是指天上二十八星宿中斗牛女区划所对应的地面区域,这个斗维之野指的就是今天的吴越地区,包括扬州、高邮、宝应这一带。说帝尧之母生于斗维之野,等于说庆都是东夷人,而不是华夏人。
2、三阿之南。三阿在江苏高邮西北,距高邮城约45公里,距扬州约50公里,相当于今高邮菱塘回族乡至金湖塔集镇一带。三阿之南指的是现今高邮湖西菱塘至神居山一带。这个概念看起来很模糊,但实际上是很严谨和客观的,因为对一个4000年前的人出生地的回忆只能说大致是在哪一带,而不能说是现今命名的哪一个点,如塔集镇、射阳湖镇等。
3、观于三河。《汉碑・成阳灵台碑》记载:“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其中“游观河滨”说明“三河”指的是一条河。经考证,古代“三阿”地区确有一条古河道叫“三河”,经安徽入境注入高邮湖。今在洪泽县就有“老三河”、“新三河”不同的河名,在“三河”上还修了三河闸,用以控制淮水入江,说明这条河是在“三阿”附近。
4、生于丹陵。对丹陵这个地名,遍查地名词典确未发现,但可以理解为红色的丘陵地,不是指什么地方。今天的“三阿之南”确有红色的丘陵地,即高邮神居山一带。神居山为富含铁的玄武岩组成,风化产物为红色,下层黄土表土被侵蚀也露出底下的红棕色土。这就把“三阿之南”说和“丹陵”说统一起来了,说明尧的出生地是在高邮的神居山一带。
要增强尧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一是要打破黄帝的家谱和文明一元论,才能为尧的东部出生和华夏文明的东部起源的认识铺平道路。司马迁要建立一元发生论,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编造家谱,使本属不同族群的领袖人物,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的子孙。但通过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史记》、《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不能自圆其说,因为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那么,舜娶尧的女儿是娶了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了自己的四世祖。遗憾的是,司马迁编造的黄帝家谱却至今仍然被作为尧不可能出生在江淮地区的根据。
二是研究尧文化要跳出中国文明一元发生论的框框,才能在方法论上回归科学。如有人认为尧出生于“三阿”不对,是出生于“丹陵”,什么理由呢?原来记载出生于丹陵的《艺文类聚》成书于唐初武德年间,比成书于玄宗开元年间的记载三阿的《史记索隐》要早逾百年,其所参录的《帝王世纪》“当然更接近原貌,无疑更为真实可信”。这种根据文献出现的早迟来判断是非有些不妥,因为是非的判断只能看它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在我国有不少古史记载经后人考证是错误的,如我国古代说天圆地方,但后人说地球是一个球体,这里后者否定了前者,能说前者是正确的吗?这样能把学说出现的迟早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据吗?就三阿与丹陵而言,如前所述,在高邮说中是完全巧合的。还有人认为“三阿”乃“三河”之讹,什么道理呢?原来,“这个‘三阿’是什么地方呢?”他既找不到“三阿”在哪里,又认为尧出生在“三阿之南”是以孤证立论。这种根据文献出现的多少来判断是非同样不妥,如前所述,“三河”就在“三阿”附近,怎么能因为找不到“三阿”就认为“三阿”乃“三河”之讹呢?以上两例都说明,他们受了“中国文明一元发生论”的影响,对史料采取了削足适履的取舍。与此相关联的是,因为三国时魏人宋均注《春秋合诚图》,认为“三河,此指东河、南河、西河”三条河;至于“三河之首”,宋均注曰“东河北端”,就推断“则尧的出生地应是在河北的境内了”,也是毫无道理的。
三是坚决反对尧文化研究中的伪命题。如尧出生地研究的“宝应说”,其考证不仅有地理方向和地形常识上的错误,而且犯了“以今论古”分析人文历史事实的错误,甚至还把尧置于蒙昧野蛮人群之中,这样的考证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除了凑凑热闹,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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