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游台九百余年经风雨历沧桑高高耸立，四贤雅集把酒论文风流佳话传天下。高邮文风千百年来一脉绵延，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文游台景区内，有少游读书处，也有汪氏文学馆。新时期至今，众多当世名家学者拾级登台，瞻古访今，留下不少新佳话，高邮文名亦震矣。二十多年来高邮许多文化活动的参与者、部分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中国民文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文亦编书的陈其昌先生，该称得起当今的乡贤之一了。他却笑着摇摇头：“我没有这个奢望。作为一个高邮人，我能够为夯实垒高‘文游台’做一木一石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每每陪同省内外的文艺名家泛舟高邮湖上，陈其昌总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贺家乡文联成立时写下的诗句：“座上秦郎今在否，与卿同泛甓湖舟。”哪怕就是做一个舟子呢，陪同在这些“秦郎”们身边，听他们谈文说艺，向他们推介高邮，使他们走进高邮，感悟高邮，赞颂高邮，让高邮随他们一道走向海内外。做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个高邮人的幸福吗！
陈其昌1958年走出高邮中学校门，开始做一名农中语文教师。他一边教书一边务农，一边参加大专函授学习一边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十七年的专职教学生涯，临泽农中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还时常出现 在他的梦中。做教师，他敬业精业。一次，县文教局长下来检查工作，偶然发现陈其昌一学期详批学生十五篇作文。局长大为惊讶，亦十分赞赏，在全县教师会议上推广其作文教学。他曾自编油印一本辨识字词正误的小册子，不仅深受师生喜爱，公社里的不少干部也向他索要作为“工具书”，小册子成了“畅销书”。为文学，他呕心沥血。1961年，他的处女作小小说《毕业证书和奖状》发表在《江苏青年报》。这之先他曾多次遭遇退稿，印象最深的是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弯道》，寄给《萌芽》杂志，退回来了；这之后他也曾屡投不中，但他毫不气馁，笔耕不辍。遇到创作中的难题，他去信向名家请教，和身边的文友探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为“社会主义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结合对一些作品的看法，他给省文联主席李进写信。李进很快就回信了。后来，他多次写信给李，李每信必复，“文革”前已给他回信二十余封。一个大作家，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这般关爱，令陈其昌十分感动。作家陆建华先生其时也在临泽工作，已小有文名。陈其昌常去拜访他，谈文学，说人生，颇有收益。
陈其昌后来改行，负责过乡里的宣传工作，负责过县文教局的语文教研工作，还被借用到省文联工作过一段时间，从1986年高邮文联成立开始多年任驻会副主席，同时兼任电大写作课教师20年。岗位换了多个，但他一直吃的是文字饭，文学也一直伴随着他。他涉猎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在省级以上发表、出版的有40多万字，主编或参与主编的单行本有十多本。
陈其昌负责高邮文联十多年，其间，邀请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来邮参观讲学，组织多次各种文艺征文竞赛，活动多，成果多，出了一批人，出了一批作品，可谓十年树木已成荫，硕果累累满枝头。对此，陈其昌却淡然一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高邮文化底蕴深厚，高邮文艺界团结努力，更是因为适逢大气候，赶上了好时代。”回顾总结基层文联负责工作，他归纳为三个词：爱好、敬业、奉献。基层文联是党领导下的松散型的文艺团体，作为一名负责人，首先要酷爱文学艺术，然后要将其作为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来做，团结带领各种专长各种性格取得各种文艺成果的人才共同前进，许多时候要甘于奉献，低调做人做事，要有容人之量，要为每一位文友取得成果喝彩张扬。
陈其昌的为人处事之道，来自他的学养，也有文艺界前辈同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李进、陆建华，当然还有汪曾祺。陈其昌始终认为：为文重要，为人更重要。李进离休前在省文艺界位高权重，陈其昌从未登门拜访；李进退下来了，生病了，陈其昌多次带着土特产去看望他，并专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李老生前已不能语，见到前来探视的陈其昌，用颤抖的笔写下两个字“谢谢”！在省文联借用期间，陈其昌只要稍稍“活动”便可留下，但他没有这样做。汪曾祺是陈其昌敬重的家乡籍前辈作家，生前多有交往，逝世时因缘凑巧陈其昌在北京，他用家乡最重的礼节，在汪老的遗体前虔诚地三叩首。汪曾祺的几个“乡党”筹备成立了汪曾祺文学研究会，大家要推选陈其昌做副会长，他坚持只担任秘书长。能为汪曾祺文学研究、为高邮的文艺事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就足够了，名分并不重要。
陈其昌总记着汪曾祺的一句话：“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几乎把这句话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这句话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岁月匆匆。陈其昌先生已退休5年多，但一直退而不休，每周都在忙，忙他的“一木一石”的工作。坐在他简朴的书房里向他求教，深秋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照射在他身上，我的心里也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