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编者按：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近一段时期以来，在市内外学者专家及研究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高邮是尧出生地”等尧文化的研究成效显著。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尧文化研究专家丁季华等学者经过多方研究论证，在综合理论评论刊物《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尧文化圈漂移点击――兼论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论文，论证了“尧文化漂移学说”，既肯定了“高邮是尧的出生地和早期活动中心”，又化解了尧出生地、尧定都地等一系列纷争。《尧文化圈漂移点击》在理论学界引起广泛影响，《上海社会科学报》等报刊杂志很快予以转载，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等专家将于16-18日来邮出席“07 ’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本报特转载此文，以飨广大读者。

尧文化圈研究中的文化移动论视野

关于尧文化的发祥地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尧文化发祥于山西临汾。其根据是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上古尧都，现今还保留了大量有关尧的文物，有尧庙、尧陵及一些传说，又有《水经注》等历史文献记载，尧庙和尧陵中还有一些元明以来的碑文，因此，帝尧应该是以临汾地区为活动中心，并进而形成尧文化的。笔者姑且将这种观点称为“一元发祥论”。
考察上古时期的文化漂移，更多地是受自然因素，特别是水灾的影响而发生的。事实上，关于远古洪水的记载，世界上许多民族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东半球的希腊、犹太、伊朗、印度、叙利亚、巴比伦等等各民族，以及西半球的印第安人中，也均有关于洪水的传说。”洪荒时的大洪水的真实性，已被科学证实。因此，“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如果说，尧自幼生活在中原，那么他治的水应该是当时的中原之水。但古地理学和古生态学的研究表明上古时代黄河流域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植被良好，而且地势高耸，根本不可能发生旷日持久的大水灾。而“水逆行”应指水由低向高流或由东向西流，这只能由造成海平面上升的大海侵现象才能解释。现代科学研究已证明，早在4000年前确实发生过大海侵，当时东海海平面高于现在2―4米。在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遗址的上部有厚几十厘米到1米以上的淤泥层，这个沉积层证明那场洪水持续时间在100年以上。海水“逆行”造成了洪水泛滥，当时生活在江淮一带的尧部落群不可能战胜那场水灾，只好边治水边逃离洪水淹没的家园，漂移到地势较高的中原去。据我国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考证，在尧舜禹时代确曾发生过东部土著部族的西迁，他认为这种大规模移民和逃避水灾有关。由此可见，尧定都平阳及其后以此为政治中心所形成的尧文化，必然带有东部土著部落的原文化因子。这一点在下面将进一步论述。
所以，笔者认为，尧文化的发祥地非只一处，而是多处；非是一元，而是多元。笔者将这一观点称为“多元发祥论”。从对尧的相关历史文献的深入解读和考古发掘佐证的不断出现，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高邮作为尧的出生地及早期活动中心，是尧文化形成的重要发祥地。

高邮是尧的出生地和早期活动中心

研究帝尧和尧文化，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尧是虚构出来的神话中人还是现实中的历史人物？根据我国江浙诸多新石器遗址发现，特别是高邮龙虬庄新石器遗址的相继发现，疑古的迷团已烟消云散。黄帝、尧、舜、禹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已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子虚乌有，或确定为真有其人，或确定为部族代号。因此，有关尧的历史记载就不能断定为伪造历史。可以说，帝尧已不再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而是由史书记载和考古验证相印证的历史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帝尧》注2，尧寿118岁（有说104岁）。在其老年时由舜代行其职28年。舜在位50年。可知尧逝世后舜独立执政22年。当然，尧不可能活动到百岁，其生卒年月也难以考证。根据我国重大科研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夏代从公元前2070年起（这年应是舜逝而禹即位的年代）。因此，可以大致推断尧是公元前2200年―前2100年的人。
那么，尧的出生地应该在哪儿呢？现在全国自称帝尧故里的县市有十多个，有山西临汾的“中原说”、“河北顺平说”、“江苏金湖说”、“江苏宝应说”等多个观点。事实上，要找出帝尧的出生地，关键在于能不能正确解读关于帝尧出生的历史文献。
关于帝尧出生的历史文献主要有三：一是战国时魏人的《竹书纪年》，二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三是魏晋著名医学家、文学家、历史著述家皇甫谧所作《索隐》。其中的“斗维之野”、“三阿之南”、“观于三河”、“生于丹陵”这4句话，是我们研究帝尧出生地的主要依据，也是本文肯定高邮为帝尧出生地的文献证据。
首先，关于“斗维之野”的解读。依据中国古代的恒星分野理论（即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人群分布是对应的）可以知道，“斗维之野”中的斗即斗宿（南斗星），“之野”即分野。 “吴地，斗分野也。”扬州古为广陵属吴，因此扬州分野为斗宿。古之分野不因现代地理变化而改变，因此，由《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生于斗维之野”就可得知尧母庆都和帝尧都生于扬州附近，而不在中原和河北等处。由此可以判定，山西临汾的“中原说”虽然有尧定都于平阳为恃，但这也只能说明尧长大以后到中原定都，而不能说明尧就出生于此。
其次，关于“三阿之南”的解读。史载：“高邮县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经过实地调查表明，在历史上塔集镇周围一带确有“三阿”之称，并在塔集镇出土的地券上明确说到塔集镇就是在北阿镇。这就是“江苏金湖说”的依据所在。但是，《索隐》等说尧是生于“三阿之南”，并不是“三阿”，而是在三阿南边不远的地方。可见“江苏金湖说”不足为恃。由于塔集镇曾属宝应，且宝应的射阳湖镇历史上叫过“三阿乡”，遂有后来的“江苏宝应说”的出现。事实上，宝应县取名是在唐肃宗时（公元762年），当时的宝应范围与今宝应县的范围大不相同。查建湖、盐城志书，宝应三阿乡所涉及的今射阳湖镇、广洋湖镇，历史上并不属于宝应县，而属古射阳县。因此“宝应说”也不足为恃。据清康熙《高邮州志》记载，汉时高邮置平阿县，东晋改称“三阿”，地属南兖州，“三阿”属扬州高邮是没有疑问的。张愈先生通过考证也认为“三阿”就是指古高邮。而据古海洋学的资料表明，三阿地区经过数度海侵，全新世最大的一次海侵海水到达高邮湖的西岸，直逼现在的丘陵边缘，但丘陵地并未被海水淹没，可见当时住在三阿地区的先民只有在这三阿之南的丘陵上，才能免受霪雨或海侵造成的水灾的危害。这与《说文・州部》上“尧昔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地”的说法是一致的。因此，笔者以为，“尧生三阿之南”，指的就是现今扬州高邮湖西菱塘至神居山一带。
再次，关于“观于三河”的解读。《汉碑・成阳灵台碑》记载：“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其中“游观河滨”说明“三河”指的是一条河。经考证，古代“三阿”地区确有一条古河道叫“三河”，经安徽入境注入高邮湖。今在洪泽县就有“老三河”、“新三河”不同的河名，在“三河”上还修了三河闸，用以控制淮水入江，说明这条河是在“三阿”附近。而“河北顺平说”在郝经时误以“三河”为3条河，将其具化为曲逆、蒲河、唐河，可见其对历史文献解读的错误。
最后，关于“生于丹陵”的解读。对丹陵的解释，“河北顺平说”将其指为一座“因石赤色”的山，更其名为伊祁山，其人为之斧凿之功太过明显。事实上，所谓的丹陵，应该理解为红色的丘陵地。正如前述三阿的先民在遭遇水灾之时，只能前往三阿之南的丘陵高地避灾。据地质学考证，高邮湖南边就是1200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丘陵高地，即现今神居山一带。天山海拔49.5米，面积8万多平方米，相对高10-20米，完全可以容纳避难的先民。而且神居山的玄武岩含铁质多，风化物是红色，下属黄土表土被侵蚀也露出底下的红棕色土，这样，“三阿之南”的解释和“生于丹陵”的解释就完全吻合起来。因此，笔者以为，尧的出生地就是在高邮的神居山一带。

高邮龙虬文化孕育和影响了尧文化

除了上述对历史文献的正确解读之外，通过对高邮地区的考古发掘，特别是龙虬庄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尧生于高邮，并受到龙虬文化的深刻影响。
笔者在前文指出，尧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最终成果。在这些众多文化因子里面，通过龙虬庄遗址的发掘可知，上古时期的江淮东夷文明无疑对尧的早期生活，乃至迁徙中原以后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远影响。笔者的依据有三：
第一，高邮龙虬文化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1993年，经江苏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高邮文管会联合发掘，确定高邮龙虬庄遗址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主要为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对该遗址出土物的考证可知，龙虬庄遗址具有很高的文明程度。主要表现为7个方面：（1）产生了稻作农业。（2）制陶技术比较先进（3）有大量精细加工的骨角器。（4）因当地无石源，全部石器都是外地的成品输入（这里临近东海县大熙庄爪墩山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证明古龙虬人具有相当强的商品交换意识和开放意识。（5）居住遗迹发现有两种，一是干阑式建筑，一是地面建筑。地面建筑发现有墙基、柱洞和铺垫一层蚌壳的居住面。由于江淮东部地势低洼，所以在建筑上都有防潮防水措施。（6）龙虬庄遗址清理了402座墓葬，最奇特的是发现了7座男女合葬墓。在公元前6300年―前5500年就出现了古人类男女二人的合葬，这个现象闪烁着最早的人类文明的曙光。这种在高邮最早出现的男女合葬现象也为华夏文明起源东源说提供了又一个佐证。（7）发现了甲骨文系统的古文字。现在认定，高邮龙虬庄陶文与甲骨文是同一系统的文字，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文字的发生和使用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迈进文明门槛的里程碑，由此可见龙虬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
第二，高邮龙虬文化孕育了尧文化。全新世距今5500年后，古扬州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海侵。江淮之间从阜宁至海安一线，以东形成了浅海相沉积，以西形成泻湖沼泽相的沉积，到距今4700―4000年前后，又发生了巨大的海侵，江淮东部又都被海水淹没。海侵到来，再加上平时暴雨成灾，迫使古龙虬人四处逃散，最近的是地势稍高的西部丘陵土山（神居山）一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最远的向东通过山东半岛借黄海环流至朝鲜半岛，最终到达日本九州北部，并向九州南部及本洲一带扩散。逃到土山（神居山）一带的古龙虬人，带去了当时最先进的龙虬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制陶技术、劳动工具制作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开放意识、治水经验、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等，经过1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到尧诞生及其青少年时代，这一带文明的程度必定更高，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完善，同时对部落领袖产生了较高的领导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一些为后世所敬仰的卓绝人物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三，尧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江淮东夷文明印记。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从帝尧称号的特殊语言结构来看。在我国先秦的许多古籍中，出现过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先呼官名后称人名，比如对尧的称呼先称帝再呼其名尧，其构词显然不合汉语的规律，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这是古越语的遗存和影响。这种先称职位后称具体人名的称法叫做“越式称谓”，比如帝丹朱、帝俊、帝江、帝舜等；先称具体人名后称职位的称为“汉式称谓”，比如炎帝、黄帝等。“越式称谓”在先秦古籍比如《左传》、《国语》、《楚辞・离骚》等中的大量存在，表明古越人在中国上古时代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对后世的影响。而尧在山西定都之后其称呼不称尧帝，而是称帝尧，反映了东夷文明对尧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从尧都的图腾渊源来看。《尧典》记述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把尧描写成一个面对滔天洪水、“下民其咨”的英王，说明当时最大的苦难是由水造成的。而洪水到来，最令人羡慕的是能飞翔的鸟，所以自古以来东夷人都以鸟为图腾崇拜。鸟图腾崇拜另有一种说法，就是和稻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在烧焦的鸟胃中发现了稻米，从而跟踪飞鸟找到了野生稻。还有一种说法，江淮地区是候鸟迁徙中途休息之地，成群的候鸟停下来，在水稻田中觅食，犹如用爪子耘田，可使稻苗茁壮，从而有“鸟田”之谓。所有这些都是东夷人对鸟崇拜的契机。江淮之间的淮河即凤鸟之河，淮字是“水”和“鸟”字的合写。而考古发现也证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江南的良渚文化对鸟图腾的崇拜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当尧部落为逃避水灾而至山西之时，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图腾。尧在山西汾阳定都，汾阳即来源于“凤方”，是以鸟命名的，尧的继承人“舜”的称号来源于“凤”，“凤”是百鸟之王，舜部落在北方活动于“燕山”，名称来源于“燕子”。尧的后裔挺进中原，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也声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图腾先是熊，后是羊，最后是龙，而不是鸟，这充分说明了尧率领原东夷部落辗转迁徙到北方后，其原有文化在尧文化的构建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构成尧文化观念体系的众多文化因子之中，代表了江淮东夷文明的扬州高邮，作为帝尧的出生地及其早期活动中心，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注：原文刊登于《探索与争鸣》2007.4,全文约7000余字，转载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