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原临泽中学教师、离休干部任玉堂

知道任玉堂是我市教育界的一名老教师的人多矣，知道任玉堂是临泽中学第一代老教师的人亦多矣。然而，知道任玉堂是名离休干部的人则少矣，知道他是名革命军人的也少矣，知道他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后勤兵站部供给处的一名正连职干部的人则少之又少矣。
任玉堂先生的父亲曾是上海滩上德国“拜耳”药业的“洋买办”。后因时局动荡不定，老人家遂回到距老家宝应子婴任庄不远的临泽镇定居。任玉堂于1920年的农历三月初七日来到这个世界。
任玉堂的童年是十分幸福和快乐的，但由于他父亲不善于与小人谋道，殷实的家境日渐衰落。早慧的任玉堂趁着家里还能供他上学之机，拼命读书，自修高小课程，于小小11岁的年纪提前小学毕业，并考取了不缴学费、还给饭吃和衣穿的高邮初级师范学校。据了解，当年报考高邮初级师范学校者远远多于报考高邮中学（初中）的考生。
据任玉堂介绍，他原来可以在1936年毕业的，但由于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一次光顾，使他们这届毕业生推迟一年毕业，而其原因就发生在任玉堂的身上。
1936年初夏，周佛海乘小汽艇沿大运河去淮阴视察。返程中途经高邮时，正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在西门宝塔上，周佛海见此美景大为赞叹，便弃舟登岸观赏。陪同人员中有人告知周佛海，高邮初级师范学校距此不远（即圣宫之地，在今日龙祥商业城处）。周佛海雅兴十足，一行直奔师范学校而来。
其时，学生正在户外活动，校方闻听厅长大人驾到，立刻敲钟紧召学生回到教室接受检查。
那时的教室室内光线较 暗（是借用的庙宇殿堂），任玉堂年龄偏小个头又不高，坐在庙宇大门口第一排。周佛海一行进入庙宇后，就翻阅任玉堂放在课桌上的作业簿，并随口问道“几年级啦！”任玉堂站起来回答是毕业班时，周佛海惊讶地打量着，并转身向校长耿同霖问道：“这么小的个子，怎么上讲台当教师？”耿同霖平时讲话就口吃，经周佛海这一问更加口吃。他似乎是答非所问地回道说：“在校学生都是经统一考试录取的。”
耿同霖的这一回答，倒令周佛海一时语塞。停顿一会儿，爱面子的周佛海对耿同霖和随行人员说道：“那就让他们再读一年，明年毕业！”
当周佛海一行离开后，教室内哭声一片，许多学生急切地盼望毕业，好领取薪水养家糊口。特别是其中有的已娶妻生子，对早日工作的愿望更是迫切，让他们再读一年，他们能不顿足捶胸痛哭吗？
由此事倒可看出，周佛海还是十分注重教师这一职业“为人师表”之仪的。但是，他下车伊始的官僚作风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玉堂先后在临泽镇上的小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时，正式加入新四军队伍――苏中二军分区。
在解放战争时期，任玉堂虽然在部队的后勤部门工作，但由于敌机时常白天黑夜地来轰炸，后方与前方已无多大区别，生存环境仍然十分险恶。
任玉堂他们也经常随大部队急行军，而每次急行军都要求轻装上阵。因此，急行军前队伍集中时，任玉堂所珍藏的解放区邮票都要被丢弃掉。1982年，高邮县成立集邮协会，任玉堂当选为由5人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每当谈及此事，他总感慨不已。在战争年代他省吃俭用留下津贴购买的邮票多在急行军前被丢弃。为此他还常被战友们“讥笑”，有时也后悔，今后拿到津贴，不如“打牙祭”。但是，由于任玉堂对解放区的邮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津贴，就又去购买。但在“文革”期间，这些邮票还是惨遭重创。
任玉堂曾四渡黄河。四渡黄河有白天有黑夜，有时过的是波滔滚滚的黄河，有时是枯水期，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足踏几十块露出水面的石头就过了黄河的，也有在敌机轰炸时过的黄河。他亲眼看到黄河两岸部队架起高射机枪，掩护部队过黄河，也亲眼看到战友的船只遭到敌机扔下的炸弹而被炸沉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甲肝”肆虐时，任玉堂谈到饮食卫生时说，解放战争年代，虽然战时条件简陋，但部队管理却十分讲究规范、科学和卫生。十多人一起吃饭，就开始使用“公筷”。他感慨现在有些讲卫生的良好的传统反而被人们疏忽了。
任玉堂后因病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他当时的组织关系在扬州军分区，办理手续时，组织上曾希望他留在扬州等地工作，但他坚持回到他参加革命前从事的教育岗位。回到家乡后，仍然当一名教师。
任玉堂回到地方后，从不张扬自己是名革命军人。他虽然收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革命军人证明书”和在部队里戴过的棉军用手套及行军时用来绑腿的绷带，但一直“秘而不宣”。

“文革”前，每年春节前夕，临泽镇党委、政府都敲锣打鼓地向任玉堂送去“光荣人家”的条幅，可他从来不张贴。有一次，有些外地教师留校过春节，看到那么多人热热闹闹地送来“光荣人家”，惊喜地问道：“任老，你还有个大儿子在部队工作啊！”当镇里干部告诉他们“就是任先生”时，他们喜笑颜开地调侃道：“任老！儒将！儒将也！”
任玉堂在“文革”前由临泽中学调至界首中学任教。界首小学有名老师得知任玉堂曾参加过革命，是名革命军人后，想请他为学生做个报告。任玉堂以“我没有上过前线”为由婉言推辞。

想不到的是，任玉堂低调处理自己的革命经历，却引来某些人事干部的怀疑。以他们的世俗眼光来看，教育界里少有革命军人，即使有，怎么至今还不升官，还在坚守三尺讲台吃粉笔灰呢？
此事，曾引来在邮居住的老红军战士张登盛的愤慨，他曾当面斥责那些人事干部：“任玉堂参加革命时，你们穿开档裤子呢！”
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玉堂在“文革”期间，面对那些曾经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不去落井下石，不做墙倒众人推的事，坚守道德底线，坚持讲真话，坚持做正直的人。
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任玉堂，乐观而坚强，在“文革”最为黑暗的1968年，他曾写下一家四口的姓名、出生年月……作了最坏的准备，但在与家人告别时却坚定地说道：“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不会自杀！”

任玉堂虽然性格内向，但兴趣爱好颇多。他执教语文，却迷恋代数及其他自然科目。
任玉堂一辈子以从事教育事业为荣，他在临泽中学曾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导主任、工会主席，“文革”前四次当选高邮县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县委、县人委（县政府）表彰。
任玉堂身上有着许多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写此文章，让后人铭记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