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东方邮都”邮文化漫谈之四

从明洪武八年（1375年）盂城驿开设，到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全国驿站全部裁撤，盂城驿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沧桑，在这五百年中，有一个人与盂城驿结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缘。
这个人是谁？就是清朝初年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
首先谈谈蒲松龄曾为盂城驿写过的《高邮驿站》这篇上报扬州知府的呈文，真实地反映了清朝初年盂城驿窘迫困顿、难以为继的状况。
《辞海》第690页“蒲松龄”条目中介绍说：“（蒲松龄）除中年一度在宝应（高邮）作幕客外，都在家乡为塾师。”蒲松龄有个同乡好友叫孙蕙。康熙九年，蒲松龄应孙蕙之聘为其作幕宾。第二年春天，孙蕙调署高邮州。3月28日，孙、蒲二人同船来到高邮，蒲松龄继续他的幕宾生涯。所谓“幕宾”，为地方军政官员个人延用的在署帮办幕务的佐助人员，不是朝廷命官。幕宾，又叫幕僚、师爷、西宾等。如果需要，也有延请幕宾管理驿站驿务的，叫做驿幕，又称驿书，工作则是以管驿办差为主。
必须要交代的是，驿丞本是驿站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驿站需要写呈文，本是驿丞的事，而这时的盂城驿呈文为什么没有由驿丞来写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其时高邮的驿站很可能已经“裁驿丞，归州县”，不然的话，作为州官的孙蕙不会猫逮耗子没事找事，向上司说些不讨喜的厌话。《中国古代邮驿史》说得很明白：“顺治初年，首次将部分驿丞裁撤，驿站划归当地州县管理。以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实行‘裁驿丞，归州县’。”
蒲松龄将当时盂城驿濒临倒闭的现状汇报给知州孙蕙。孙蕙深感压力沉重，并由蒲松龄代为书写呈文上报扬州府，大声疾呼：“救一线危驿！”到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重新编《蒲松龄集》时，经过认真考证，将这篇呈文算到蒲松龄名下，收入该集的第一册，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高邮驿站》。现在，《高邮驿站》就成了人们深入研究蒲松龄、研究高邮驿站的宝贵资料。
蒲松龄笔下的《高邮驿站》与历史真实相符。
首先，清朝初期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顺治时保定巡抚王文奎视察驿站，“道路荒凉，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阗如”（《明清史料丙集》）。就连顺治皇帝也认为：“近来驿递疲累至极，冲要地方尤为困苦，皆因马价、草料、工食等银，不敷应用”（《顺治实录》卷88）。这都是顺治在位十八年中的事。而到了康熙初年虽有好转，可是高邮及广大江淮地区水灾连年，“夫邮邑（高邮）值从来未有之奇荒”（蒲松龄《高邮驿站》），刚刚重病初愈的盂城驿又遭重创。关于这些，《高邮州志》记载十分明确：
顺治十六年（1659）黄河决，水灌高邮湖，没高邮；
康熙元年（1662），淮水东下，堤决；
康熙四年（1665），大水，堤决。七月三日大风雨，高邮湖水涨，城市水涌丈余，一片泽国；
康熙七年，六月，大风雨十日不止，高邮环城水高二丈，乡村溺死人民无数；
康熙八年，清水潭堤决；
康熙十年，淮水涨，清水潭堤又决……
为治水，康熙曾六次下江南，并来回都停舟高邮。第五次就“驻跸南水关”，即龙舟停泊在盂城驿皇华厅旁的大运河水面上。此外，至今高邮城北还留有康熙离舟上岸视察水情的“御码头”胜迹，可见高邮是当时的重灾区之一。对照蒲松龄的呈文，《高邮邮驿》所述是真实可信的。
蒲松龄对盂城驿的深刻了解，在《醒世姻缘传》中也得到充分体现。《醒世姻缘传 》一百万字，计一百回，徐志摩先生誉为“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胡适先生用六年考证作者西周生就是蒲松龄。该书第88回就用一个章回的篇幅大写特写高邮州的盂城驿，以及围绕盂城驿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首先这一回题目就开宗明义，直指高邮――“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书中说：“江都将吕祥（注：一个作恶多端的囚犯）取出监来画供，问了三年刺配，呈祥本府，转详解道。……允了详，定发高邮州盂城驿摆站。”所谓“摆站”，也是跟邮驿相关的术语――说明蒲松龄对驿站非常了解――就是把囚徒发配到驿站里从事最艰苦的劳动，这是囚徒服役的一种形式。接着就详细描绘了盂城驿内不为世人得知的种种内幕：“原来这徒夫新到驿里，先送了驿书驿卒牢头禁卒常例，这下边先通了关节，然后才送那驿官的旧例。礼送得厚的，连那条威棒也可以不打，连那铁索也可以不带，连那冷饭也可以不讨，任他赁房居住，出入自由，还可以告了假回家走动……这是那第一等的囚徒。”“若是那一些礼物不送，又没有什么青目书札相托，又不会替驿丞做什么重大的活，这是不消说的，起初见面定是足足的三十个杀威大板，发在那黑暗的地狱里边，饭不许你讨碗吃在肚里……真是与鬼不差，与人相异！这是那第四等五等六等的囚徒。”接着故事就围绕贼人吕祥在盂城驿投毒杀人的犯罪活动而展开，最后吕祥落得个在盂城驿牢房里被折磨而死的下场。盂城驿修复时发现了明代监房，这是事实，证明与《醒》书所述相吻合。这个章回所写的整个过程都表现出作者蒲松龄对盂城驿驿站生活是深入了解的，对驿务内幕是深刻洞察的。
此外，本回还称赞“那高邮州的人物，生在一个古今繁华所在，又是河路马头（原文用‘马头’）不知见过多少（世面）……”这些描述，只有在高邮生活过、工作过的蒲松龄才写得出来。
驿站的驿幕，大多喜欢写写画画，常把驿站的所见所闻随手摘记，形成作幕的记录资料。如直隶河西驿驿幕沈侨如在任116天，写成《驿事纪略》。那么，蒲松龄是否也有类似的《盂城驿纪略》，不得而知。但是，《醒世姻缘传》对盂城驿驿事的描写入木三分，与沈侨如对驿事的描写如出一辙，这进一步说明蒲松龄确实在盂城驿工作过并有深刻理解，这些正是蒲松龄的盂城驿情缘。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老的邮驿制度，也在“康乾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间发展到又一个高潮，尔后，盂城驿又迎来了二百余年的辉煌。1913年，盂城驿走完了苍老而豪迈的最后一步，将这历史的光点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