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和靖，虽为我市集邮协会的副会长， 却又远远突破对邮票的收藏。在芮和靖众多的藏品中，记者最感兴趣的是他收藏的四十年前“大串联”时的一些物品。15日上午，记者来到芮和靖家中，如愿看到了他收藏的“大串联”时免费乘车证、购物券、专用地图及学生证等物品。花甲之年的芮和靖已从法院退休，他向记者介绍这些已经泛黄了的物品时，情不自禁回忆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难忘岁月。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各地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日益增多，芮和靖和他的同学很想外出串联，但是工作队不同意。

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很多同学都争着要去，在推选代表时，争论很激烈，芮和靖不是代表，但很想去北京串联。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后，学生可以自愿去北京。当时就读临泽中学高三的芮和靖得知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徒步去京串联，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决定学习他们的做法。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学校从初三到高三的共12名同学成立了临泽中学第一支串联队（到宝应后，又一同学赶去加入），决定徒步串联到北京。

1966年10月27日，芮和靖他们这支临泽中学第一支串联队伍出发了。他们扛着床单大的红旗，背着背包，每天行走约30公里至50公里。徒步串联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饿了就吃一点随身带的干粮；困了要么寄宿在村民家中，要么与招待所协商住宿。后各地设红卫兵接待站，情况好转。行走15天左右，他们来到山东济南时，在济南红卫兵“大串联”接待站，每人领到了一张“外地来济革命师生员工免费乘车证”（见图四上图）。记者在他家看到这张免费乘车证为纸质、淡土黄色，8厘米×5.5厘米大小，印字为红色，上面印有“市内汽车”、“编号162368”、“只限一人、过期作废”等字样。芮和靖回忆说，这是他大串联时得到的第一件珍贵物品。

在山东济南稍作休整后，又经过约10天的行走，芮和靖他们进入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境内。就在这里，他们的徒步串联暂告一段落，开始改乘车，为何改乘车？原来，芮和靖和同学们在雄县接待站出发，离开雄县约2公里的地方时，身后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的人喊着要求他们上车。起初他们不肯，车上的人便告诉他们，北京来了通知，若不乘车，就赶不上毛主席第八次（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了。这话可把他们吓坏了，到北京去的目的就是想亲眼看看敬爱的毛主席呀！如果赶不上接见，那就抱憾终身了。于是他们赶紧上车，大卡车把他们送到河北保定市火车站，从那乘火车直达首都北京。芮和靖回忆说，记得当时保定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可谓人山人海，全是清一色的红卫兵。

大约当年11月19日，火车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火车站外面停了上百辆的公共汽车，芮和靖和同学们被带到北京铁道学院，在那里住下来之后，解放军组织他们军训了约5天。

1966年11月26日，天气很冷，天刚亮，芮和靖等人就由解放军带领前往西郊飞机场。出发前，接待站给每位学生分发了两只熟鸡蛋和面包。下午时分，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吉普车缓缓驶入，100多万红卫兵高呼“毛主席万岁”，站在队列中的芮和靖也激动万分，热泪盈眶。

在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祖国各地来京“大串联”的学生便在各个学校间互相串联，看大字报，收集大字报，也在闲暇时逛北京城的名胜。在北京期间，芮和靖等还领取了由接待站统一发放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见图四下图）和“北京市农村购物券”（见图二）。这张乘车证为9.5厘米×6.5厘米大小，微黄、纸质，绿字印刷，上面印有“汽车、电车各路通用”、“汽车45路及长途无效”，“票价1元”，还以红字印上编号。而购物券为长方形，上面盖有北京市供销社的大红章，别小看这张购物券，当时凭此可以买到十分紧俏的商品，芮和靖就用这张券买了一双当时很时髦的尼龙袜。

1966年12月14日，芮和靖和同学们离京，凭借北京接待站统一发放的“革命师生离京临时乘坐火车证”（见图四中图）坐火车返回镇江。芮和靖把这张乘车证翻过来给记者看，记者看到上面有两行圆珠笔写的字，“路途已办两天，借一天钱”，落款为12月13日。意思是路途中的吃饭已安排了两天，并且借了一天的钱在路途中使用。后来，芮和靖又串联到上海，还特地花了四角钱买一份中国地图册，这是一本为革命师生“大串联”而专门印制的地图（见图三），地图封面的最上方印着毛主席题词：“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上海期间，接待站还在他的学生证（见图一）内右下方上盖上“徒步串联”和“北站接待”的字样，为他的“大串联”划上圆满的句号。

采访结束时，芮和靖把这些物品小心翼翼地整理归位。他感慨地说，“大串联”是他生命中一段难忘的记忆，而收藏的这些物品见证了他的激情岁月，所以保存至今。

图一为芮和靖“大串联”时的学生证。

图二为“大串联”时使用的购物券。

图三为“大串联”时用的地图。

图四为“大串联”时使用的临时乘车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