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话或是说人生难料，或是说人生不可能一辈子沉寂落拓。

1977年，停滞了11年的高考恢复，一批离开中学校门10年有余的大男大女，又燃起了他们大学校园生活的梦想。

一

薛序，年过花甲，前两年从市文联驻会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休。说起30年前参加高考一事，他感慨万千地说：“白驹过隙，恍若昨日。”

薛序1965年毕业于临泽中学，是临泽中学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毕业那年，他们那班几十名同学到扬州参加高考。薛序是那惟一一个毕业班中的高材生，但在高考前，他就预感难被高校录取。因为在那个年代，高校录取的城市户口学生，家庭成分要求是“城市贫民”，农村户口的学生，则要求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一些高规格的大学，对录取学生家庭成分的要求则更高。薛序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这种成分是“地主”算不上，“富农”也不是。三十年过去了，“小土地出租者”这种成分，已让人有“考古”的感受啦！

高中毕业后的薛序做了一年多的社会青年（现在称“待业青年”），在国家发出的“学习董加耕，立志在农村”号召下，于1966年底打起被包下放到马棚公社永丰大队第七生产队，成为一名有知识的新时代农民。

薛序说，他在农村的头一两年里，与当地最能干活的男劳力一样地辛勤劳作，挑把、挖墒沟、罱河泥……什么样的苦活、累活、脏活一样都没有少干过。

由于薛序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多面手，吹笛子、拉二胡、写美术字、画宣传画、写快板书、编小戏样样来，不久就被抽调到马棚公社文化站工作。两三年后又调回家乡界首一所农村中学做民办教师。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薛序任教的那所村级中学，从初一到高二共有4个班级（“文革”期间响应毛泽东“学制要缩短”的要求，初中、高中分别压缩一年），是所完完全全的“完中”，但任课老师只有7人。薛序又发挥了“多面手”的能耐，他既教初中，又教高中，既担主课，又担副课，还做班主任。工作虽然忙碌，薛序却感到十分满足，并与一名从高邮下放的同样做教师的女知青结婚生子。

薛序已回忆不起1977年深秋是何人何时告诉他国家恢复高考消息的。虽然薛序是在中学工作，但那里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全校只有一份报纸，也只有校长一人有权阅读。薛序费尽周折才找到一份报纸，其时方知离高考（预考）仅有10天，且年龄限制不超过30周岁，这年正巧是他最后一年有机会参加高考。

那年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史地”、“政治”（四份试卷），薛序说，准备高考的10天里，他成了家里的“大老爷”，什么事不做，主要精力全用在背数学公式上，几乎没有睡过一次觉，疲倦了就伏在桌上过过觉瘾，稍有点精神就继续看书。

薛序原本打算报考南京师范学院，但考虑到已有两个小孩，南京距高邮又太远，车票钱是高邮到扬州的两倍，不利于照顾家庭，因此就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1978年春节后，薛序跨进了瘦西湖畔风景如画的扬州师范学院。77级中文系共招4个班，每班40人。薛序那班为一班，学生的年龄最大，已有20多人结婚成家，班级辅导员（即现在的班主任）年龄比他们还小。薛序说，那时大家的学习劲头十足，而他自己的作文作业，都当作文学创作来完成，每篇几乎都是洋洋洒洒几千字，在校4年，有作品在河北省文艺期刊《长城》等杂志上发表，是学院文艺杂志七个编委之一。

薛序从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曙光中学、红旗中学（现市一中）、文化局、高邮日报社等处教书育人或担任领导职务。

二

本文第二位主人公，亦毕业于临泽中学，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他叫薛德枢，不久前从市教育局退休。

薛德枢当年是学习委员、副班主席，学校110米低栏冠军，喜爱美术，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毕业那年的5月，他已与同窗好友朱瑞庭一道赴扬州参加美术专业的高考。返校后，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全国任何一所学校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国务院向全国各地“打招呼”：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一年后仍然可以参加高考。薛德枢梦想着一年后高考的日子。在这一年里，他身藏俄语书籍，即使是上厕所，也拿出来看几眼，背几个单词。

1966年冬天，薛德枢与同学串联到北京，首都红卫兵那狂飚式的有悖人性的造反运动，让他十分震撼惊悚。他说，那天的批斗大会是批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夫妇，还有剧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等。主席台上坐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帮人，虽然周恩来总理也坐在主席台上，但当造反派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周总理便“王顾左右”。

周总理身处乱世之中而坚持原则的人格力量，给薛德枢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也让他对“文革”有了深一层的思考。薛德枢从北京返校后，没有介入“两派”之争，而是离开校园，回到家中拿起画笔，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智者行为。

1968年冬，薛德枢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号召下，下放到周巷公社陈钱大队第八生产队。

伟人之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薛德枢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那时的农村十分贫瘠，知识青年在农村也难有用武之地。薛德枢算是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中的幸运者，1975年12月，他招工到高邮百货公司工作。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而且是“国营全民职工”。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岗位，让他与1977年的高考失之交臂。

那时参加高考，要所在单位盖“公章”，领导批“同意”。薛德枢工作单位的领导不同意他参加高考，认为他现在的工作条件不错，如果认为不好，可以把他由百货公司调到商业局工作。薛德枢虽然万般无奈，但报考高校的信心不减。第二年，领导终于恩准，同意他报考。

薛德枢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就到新华书店买了份“考试大纲”和中国、世界地图各一幅。幸亏国家要求各单位让考生放假10天备考。在那10天里，薛德枢真正做到了分秒必争。

薛德枢高考时，妻子已怀孕，为照顾家庭，他同学长薛序一样，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一所高校。在校求学期间，薛德枢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薛德枢高中同学36人，在恢复高考后，有胡宝萍、胡荣、翟登哲、卢明、张文权、曹深泉、潘兆文、殷介生等9人圆了大学梦，还有些同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有机　会参加高考，如芮和靖等后来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大字号”文凭。

薛德枢的女儿薛丰丰现在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工作，一次他与女儿交流时，女儿问他最喜欢什么，最怕什么，薛德枢毫不犹豫地说，最怕“文化大革命”，更怕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早在20多年前对“文革”已有定论，称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十年浩劫，使千千万万有志青年失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使祖国各项事业停滞不前。

薛序、薛德枢这一代人，40年前风华正茂，30年前用知识改变了命运，使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人尽其才，是个人之幸事，亦是国家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