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中市口南边西后街上，有一民宅，1987年12月8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曾任江苏省省长的韩紫石书写的三个馆阁体大字“铁汉庐”匾额，至今仍镌刻在门楣上。

被尊称为“铁汉”者，是高邮咸丰年间的秀才夏宗彝。他精医道，善诗画，通金石，1943年以92岁高龄辞世。

尊称夏宗彝为“夏铁汉”有两个版本。一说，夏宗彝28岁那年（他共有弟兄4人，排行老三），长兄夏永文的禀生资格被别人买通官府取代，一气之下，染病身亡。夏宗彝之父夏之牧呈文上告，反被扣上诬陷罪捉拿入狱。夏宗彝遂奔走呼告“冤枉”。后来，他冒死向在丹阳巡视的江苏学政禀呈冤情。学政问明原委后向朝廷禀报。皇帝派人到高邮查清案情，受贿者被革职，夏之牧获释。因此，人称夏宗彝为“铁汉”。

又一说，民国十年高邮大水，急于开坝放水。夏宗彝领人赴扬州请愿开启昭关坝。后因高邮湖水位有所下降，夏宗彝反劝高邮各界代表，力主不开昭关坝放水。此义举赢得人们钦佩，尊之为“长须铁汉”。据夏宗彝曾孙辈介绍，祖太爷夏宗彝蓄须长髯。

夏宗彝医道精湛，曾赴京城为慈禧治过病。据说，慈禧的病症是御医不敢用“大黄”之药诊治，但又苦于无药可用。夏宗彝得知来龙去脉后，便用3斤桂元壳替代大黄三钱配药，为慈禧治好疾病。

夏宗彝为慈禧治好病后又安然回到故乡高邮，此事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关注与好奇。有人说，孙中山先生曾慕名来邮作客夏宅，并为其题字：“医医”。

为夏宗彝家族题词的还有民国初年大总统冯国璋：“自信过人”。

夏宗彝后人都以行医为生。而就这么一个家庭背景的后人，在“人妖颠倒”的日子里，备受“成份论”的苦难。

“文革”之初，有一句极“左”口号甚为流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被定为反动的血流论）。”人为地把本该一视同仁，一律平等的人类，分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左派”与“右派”。

夏宗彝排行老三，他的下人“老三”这房，称为“本房”，因此，就都留在高邮他的身边。然而，夏宗彝这户本该是高邮人引以为骄傲的名门望族，却在“极右”思潮的狂风恶浪中，遭受到了冷酷无情的摧残。

“文革”前，夏宗彝曾孙中有两人已进入中学阶段读书，成绩十分优异。如今已在城区某学校退休的夏先生，当年初中毕业时在扬州地区统考中成绩名列前茅（未考前已内定包送省扬中）。然而性格倔强的他，在填报“家庭成份”这一栏中，因拒绝填写“地主”，而被认为“欺骗组织，隐瞒成分”。

夏先生和姐姐，以从政治课本中学到的知识，认为“地主”必须要有土地出租，且有生产资料，如水车、船、牛等，并且雇佣他人种田以收租为生。而这一切，他们家一条也不符合。他们说，他们家有过田，慈禧也赐予他太祖爷夏宗彝30亩田，但都捐献了。有的田同乡绅马士杰、南通的民族资本家张謇等联合捐给新四军了。

他们的呐喊没有人听，这倒不是“人微言轻”，而是那个“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已经把整个社会变得无序化。

夏先生没有能够由初中升入高中读书。而他的一个弟弟，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中，因为“成份论”的余毒尚未彻底清除，虽已被外交学院录取，而未能跨进这所令无数人向往的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官的高等学府深造。

夏先生的这位弟弟天资聪颖，他的英语几乎无人指点，全凭自学。外交学院十分珍惜这个人才，向他共发出三份录取通知书。次年，还专门约请他到扬州作了次面谈，双方都是用英语对话。可惜，那年头，像外交学院这类高校，还没有完全可以“自主”招生。

夏先生的胞姐，“文革”那年已是高三的学生，她的同学都夸她学习成绩“呱呱老的叫”。她现在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习画练字。她笑盈盈地对记者说，在学生时代，自己十分想继承祖业，成为一名医护人员，或是成为一名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但是，这些都由于时代的“错乱”而未能如愿。现在，深感欣慰的是，一双儿女都心想事成考取大学，并凭借聪明才智，成为服务社会的有用之人。

唯成份论，它是桎梏人身和心灵的一种愚昧落后的封建统治道德伦理，必将被文明进步的人类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