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生活好过了

 杨璐

改革开放30年，春风吹遍了神州的每一寸土地，农民朋友也深深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用他们朴实的话说，这三十年来，穿的变漂亮了，住的变大了，用的变现代化了，收入也增多了，总之就是生活好过了。

从茅草房搬进小别墅

“1967年的时候，我刚13岁，那时候一家7口人就挤在一间破烂的茅草房里。 屋子里阴暗潮湿，一到下雨天，外面下雨，家里也‘下雨’。”谈起四十多年前的住房情况，天山镇村民老戴还记忆犹新。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村里找了几个朋友，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建起了一间新的土坯房，还用自制的石灰粉将墙壁刷了一遍，随后一家人就住了进去，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老戴想起当年的情景仍止不住笑意，“当时村里80%以上的房子都是这样修建的，条件差点的依然住着茅草房或者是木架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渐渐富裕起来。“当时我们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种植了各种蔬菜，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多，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于是便找来了一些亲戚帮助打砖坯烧窑，花了几个月时间，5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终于建好了。当时，这样的房子在村里已经算是最漂亮的了。”老戴很自豪地对记者说。

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了。望着身后一幢小花园似的小别墅，老戴开心地说：“这幢两层楼的小洋房是2000年建的，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有300多平方米呢，厕所、洗澡间样样都有。”

卫生间取代茅厕

提起三十年前的农村厕所，三垛镇的李大爷向记者说起了一段顺口溜：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四边围。这就是当时农村厕所的模样。“那时候的厕所都是大茅厕缸，周围又不搭棚子，都是露天的，男女还不分，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到处飞。”李大爷说。

后来，茅厕缸渐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茅棚。过了几年，农村的住房发生了变化，以前遍地低矮的土墙草房变成了砖墙瓦房，在建房的同时，剩下来的一些残砖废瓦被人们利用起来，就搭建成了新的厕所。“新建的厕所就像个小房子一样，有墙有顶，我们上厕所就不用再经受风雨之苦了。”李大爷告诉记者，厕所也开始分为男女各半了，墙上先涂个白色的石灰底子，然后上面写着“男”和“女”，这样两边各一间，就不会再闹出男女不分的笑话了。

再到后来，马桶成了农村里每家每户的必需品。 “那时候，农村中家家都有一只或多只马桶，每至结婚、乔迁等大事时，马桶无疑更是一“马”当先，足可见它的重要性。” 李大爷说，“当时，每天傍晚时分，都能看见家家户户的人拎着马桶出来，倒马桶成为了当时农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家家都盖起了小楼房，里面卫生间、热水器一应俱全。“现在人人都讲究卫生了，家里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轻轻一摁，就冲得干干净净，既方便又卫生，真好！”李大爷高兴地说。

从烧大锅变成烧沼气

“三十年前那会儿，村里每户人家都砌了石灰灶，上面放大锅，煮饭烧菜就用木材、稻草、路边的杂草或其他农作物的杆等作燃料，特别到了夏天，整个人都热得汗流浃背，浑身黑乎乎的。烧一顿饭真是不容易啊！”回忆起三十年前的场景，郭集镇大营村的村民老曹感慨道。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生活有了好转，农家开始使用煤球炉烧菜做饭。“那时候是那种圆直筒煤炉，家里还托人‘开后门’买到50公斤煤球。” 老曹介绍道，“每天早早就要起床生炉子，先在炉膛里放上几根细小的干木柴，然后点燃小草把，引燃木柴，等到木柴着火，就用铁钳夹上几个鸡蛋般的煤球轻轻放在木柴上面，然后拎到风口处让风吹旺炉火。要是没有风，就用一把蒲扇扇风生火。当时，每天清晨，家家户户门口都笼罩着一片生煤炉的烟雾。”

“过了几年，村里面有了第一台煤气灶，当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在一起，你摸摸，他动动，感到十分好奇。”老曹绘声绘色地说，“只要轻轻一打，蓝色火苗便熊熊燃烧起来，过不了多久，一道丰盛的美味佳肴就可以呈现在大家面前。”

到了二十一世纪，农村每家每户都用上了煤气灶，煤气烧完了，一个电话，煤气瓶就送到了家门口，方便又卫生。“前不久，村里又建设起了全秸秆沼气联户集中通气工程，家里又从煤气变成了使用沼气。”老曹说，“插头往上一插，电子打火一打，气就到了，跟城里的管道一样，又快又好又干净，改革开放就是好！”

从烧大锅变成了烧煤炭，从烧煤炭变成了烧煤气，三十年后的今天，又从烧煤气转变成了烧沼气，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用的越来越现代化，村民们也不禁感叹到：做农民真好！

老企业家眼中的工业巨变

韩粉琴 乔应庚

乡乡农具厂是30年前高邮工业的一道特色风景线，30年后，我市工业实现从乡乡农具厂到新型工业化的漂亮跨越。江苏金飞达公司的前身便是一家农具厂，也是高邮目前惟一存续至今的以农具厂为母体的企业。张庆奇，江苏金飞达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位我市工业30年大变迁的见证人、实践者，有着怎样的记忆和感受？

农具厂时代的记忆

30年前的企业：金飞达的前身是原东风公社农具厂，到1978年，工厂仅有两三幢厂房，墙壁是紫穗槐编的篱笆墙，五六十名职工年创产值30至40万元。同行中有谁用上空气锤便是令人羡慕的现代化装备了。

张庆奇的感悟：我是1970年高中毕业后进厂当工人的，工作是打铁，手上结茧子，住宿睡阁子（在厂房顶部搭一个小阁楼），吃饭没桌子，一天饭菜费用1角钱，假日回家坐小火轮，一个月工资6元节余一二元给父母，工作很累很辛苦，但内心满足得不得了。因为非本地户口，我差点被清除出厂，幸亏我是东风公社惟一的插秧机推广员，凭“一技之长”保住了铁饭碗。

那时候，工厂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划拨，产品也是由国家统一收购，企业被管得死死的，做厂长也不需要有什么大想法，反正饿不着也撑不死。但是农具厂为高邮工业培育了一批人才，在农村播下了“以工致富”的火种。

创业时代的艰辛

创业四步曲：上世纪80年代初，乡村企业纷纷自谋出路。金飞达开始艰辛创业历程：第一步，转产电扇，跳出农门。1984年，他们走进高邮城，与高邮电机厂挂钩，生产秦邮牌吊扇等，每用一个商标给一块钱。第二步：甘当配角，走出厂门。不久，吊扇市场饱和，电机厂走下坡路。1986年，他们跨进扬州城，与扬州电动工具厂配套，生产漆包线、分马力电机等。他们想方设法节本降耗， 三四年时间淘得第一桶金。第三步，争当主角，步入“洋门”。1989年，扬州电动工具厂也不行了，张庆奇四下山东，攻下青岛外贸，拿下1920台分马力电机订单，成为高邮机电产品出口第一家。此后他们踏遍沿海大中城市，与外贸部门广泛合作，通过外贸公司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第四步，自营出口，跨出国门。在与外贸部门协作过程中，公司又发现了自营出口的新路，便申领自营出口权，从此直接与外商打交道、做生意，减少中间环节，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高经济效益。

张庆奇的感悟：不说谈业务，单是出门交通，就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我早上从乡里搭坐拖拉机到高邮汽车站，车票紧张要事先托熟人“开后门”预订。汽车上也不是今天的软椅，而是坐硬板凳来到镇江，下汽车赶火车。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座位又成难题，从下午3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站到青岛，谁吃得消？我上车就一个个座位问：“师傅，请问您到哪下车？”——“预订”座位。

在外地跑业务，还是一个字“苦”。出差在山东，早上到路边摊点，油条就着米糊汤当早饭，中饭、晚饭是馒头里夹几块肉。白天、晚上骑着自行车走门串户、拜访客户、讨要货款。初次来到青岛外贸公司大门，像走进皇宫一样诚惶诚恐，进入办公室连个板凳都没得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经营者都经历了这样的艰辛创业时期。正因为吃得苦中苦，我们才备加珍惜今天的好条件。虽然现在企业做大了，但我经常到车间里亲自做点事，手上沾点油污，衣服上碰到烤漆，我觉得没什么，劳动最光荣！

新时代不忘社会责任

企业新貌：今日金飞达浑然一座现代化大企业的形象：占地480亩、总建筑面积31万平立米、拥有2000多名职工。公司拥有众多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强大的境外研发中心、产品检测中心，生产规模、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出口创汇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得到牧田、麦太堡、BOSH等国际电动工具巨头的充分认可，产品出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2007年，金飞达年产销已超过9亿元。

　张庆奇感悟：今昔对比，没法比。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是地方党委政府“以工致富”的好战略，让金飞达腾达起来。

让社会认可，是企业存在的价值。这些年，金飞达努力回报社会，积极参与地方造路、建桥、修学校、扶贫等各项公益事业。

在国际金融海啸、经济衰退影响之下，金飞达目前发展也面临一定困难。但金飞达有着20多年积累的中高端客户，有着20多年打造的团队，有着20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有着20多年造就的品牌和质量。焦裕禄同志说过，“小车不倒只管推”，金飞达将沿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道路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农民现在真快活

晓莉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2008年11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农村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相隔30年，弹指一挥间，农村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谈起30年间农村的变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而让我感受最深的则是农具的变更。”家住周山镇吴堡村的村民老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接触农具，参加工作后又没离开过‘农口’，现在家里也种了近10亩地。30年中，各种农具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的手和我的视线。”老杨说，生产队刚刚解体那阵儿，农村家家户户都在自家的屋子旁边再搭一间棚子，这不是用来住人的，而是用来存放农具的。那时，刚从大锅饭局中解脱出来的农民缺乏生产技术、生产方式落后，农村还看不到“机械化”的影子 ，家家是春推犁杖、夏挥铁锄、秋舞镰刀、冬抡锹镐，光农具粗分就有镰刀、大中小号铁锹、扁担、木耙、草杠、笆斗、二齿钉耙、三齿钉耙等不下几十种，没有一个专门的屋子来装是不行的。

老杨告诉记者，农具多，是因为农具原始、性能低下。所有的农活都得靠手工去完成，尤其稻麦两季的收获，劳动强度最大、耗时最多，在收割前几天先要把场头整平(用来晾晒稻麦等)，再将成熟的稻麦用镰刀一点一点割下捆好，然后一担担地挑到已做好的场头码成堆，距离远的人家还要挑上船再慢慢撑到场头搬上岸，往返重复，非常辛苦。接着，一个生产队的几十户人家开始抓阄排号等待仅有的两三台脱粒机打谷，有性急等不及的农户则会雇人在石碾上掼把，一亩田的稻麦要掼好几个小时，生产效率极低。由于收获周期长，通常一季农忙要劳作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时候最怕的就是碰上阴雨天，如果阴天下雨，谷子就容易霉烂变质。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10多年，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力快速发展。收割机、插秧机、播种机、开墒机等大中型农业机械广泛普及，过去老式的脱粒机、小农船、石辗等已难觅踪影，木耙、铁锹等农具已弃之一旁。“现在可不同了，收割机、插秧机等先进的农业机械早已经走进普通农民的家中，以前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农活，现在两天不到的时间便可‘搞定’，而且做到了‘颗粒归仓’、‘秸秆还田’，用老父亲的话说：‘这眨眼的功夫，粮食已从田间送进仓了，简直像做梦一样，现在农民真快活！” 老杨高兴地说。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随着农民从高强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批能工巧匠也纷纷走出家门投身到城市建设的浪潮中。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逐年增多，农村中的土地在通过流转等形式向种田能手集中，过去品种单一、技术落后，现在品种优良、技术先进、丰产丰收；过去一家几口人只能种几亩地，现在一个人能种几十亩上百亩地。同为吴堡村村民的老吴一家三口，妻子在城里务工代照顾小孩上学，他自己则一人在家承包了80亩土地，农闲时一人照应，农忙时请人帮工，有条有理，连年丰收，每年的纯收入都在3万元以上。老沈夫妇都已年近六旬，儿子在外务工，他们二老在家也承包了近百亩的农田，年收入也非常可观。

影像中的成长历程

姚静

前不久记者去拜访大学室友微微，刚进门，微微就不容分说地把记者拉到电脑前，用鼠标一气点击，随即屏幕上出现了她儿子在家里自娱自乐的画面：小家伙自顾自地在小天地里撒野，满地都是他心爱的玩具和小人书，还不时听到他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宝宝的爷爷奶奶正在一边乐呵呵地逗他玩，而微微和她老公则分别拿着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从不同角度给小家伙拍照、摄像，被这么多人捧在手心里，小家伙自然乐得笑开了花。一瞬间，画面定格，哈，原来是小家伙尿湿了裤子，自个儿也发愣了……

看完这一段，微微像在炫耀宝贝似的又把其他片段一个个打开给记者看，还不忘介绍拍摄的时间和场景，以及当时宝宝的年龄，讲得绘声绘色，完全像个小导游。“看看，这就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微微乐滋滋地说，“从宝宝出生第一天起，我和老公就轮番为宝宝拍照、摄像，要把宝宝的童年一点一滴记录下来，等宝宝长大了给他看。况且，到时候自己再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新奇无比呢。”

交谈中，记者和好友不约而同感叹。在记者记忆中，家里就那三五本相册，里面有爷爷奶奶的，有爸爸妈妈的，当然还有自己的，好多照片已经发黄，而且早没了底片；好些照片拿在手上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年龄段的，也不知道照片的来历，只能依稀看看小时候的模样，在父母的回忆中找点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对此，记者的母亲更是感慨万分：“我们小时候几乎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拍照片可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般人家是照不起的，所以自己都不知道小时候到底长什么样子。”

曾记得在照相馆里拍照片，摄影师往往会让你摆半天姿势，笑到面部表情僵硬，为的就是不浪费胶卷。原北海照相馆的陈师傅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人均工资水平仅38元，而拍张1寸的照片就要四毛钱左右，2寸的照片要六毛八，因而不少人把上照相馆拍小照当成是件十分奢侈的事。上世纪80年代，尽管工资涨到100多元，但洗张1寸的照片要五毛一，2寸的要九毛六。“现在就不一样了，绝大部分家庭都有了数码相机，想拍多少就拍多少，直接存放在电脑里。有条件的还配上了数码摄像机，随时随地，想拍就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