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本报先后刊发了陈友兴先生的文章《蒋济是高邮人吗？》和张愈先生的文章《三国蒋济是高邮人》，就三国魏名臣蒋济的籍贯及三国时期高邮是否叫平阿进行争鸣。二位先生均就事论事，毫不涉及人身攻击，其为文为人令人敬佩。

三国蒋济非上古传说中人物，确有其人；楚国平阿乃史书记载之地名，实有其地。三国蒋济肯定只是一个人，楚国平阿也应该只有一个地方。楚国平阿人蒋济，安徽怀远人说是他们值得骄傲的祖先，张愈先生考证出是我们高邮人的先贤，陈友兴先生现又著文《三国蒋济不是高邮人！》进行反驳，本报今特予刊载。

编者以为，蒋济如是高邮人，我们应该自豪，如果不是，硬将别人祖宗牌位请回家来供奉，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因此，辩一辩是十分有必要的，真相只有一个，真理越辩越明。欢迎张愈先生，欢迎陈友兴先生，也欢迎广大读者参加讨论。

蒋济是不是高邮人，笔者在3月10日《高邮信息》刊发的《蒋济是高邮人吗？》一文中已经作了比较清楚的说明。3月26日，张愈先生作文，坚认《三国蒋济是高邮人》。笔者研读了张文，感觉张文并未对拙文作出正面的回应，所引论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现回复如下：

一

蒋济其人，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臣，历仕曹操、曹丕、曹、曹芳，官至太尉。

陈寿认为，“……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三国志·魏书十四》（462页）”。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围合肥，曹军主力在荆州受挫，无力派大军前去救援。蒋济使用伪书，诈称大军前来救援，不仅鼓舞了守城部队的士气，也使孙权真的相信大量救兵到来，遂解围撤退。

建安十四年，曹操欲迁徙淮南的百姓，征询蒋济的意见。蒋济明确反对，并分析，“……自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三国志·魏书十四》（450页）” 。曹操不听，结果十几万百姓受惊吓逃到吴国。蒋济的先见之明，令曹操深为叹服。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蒋济跟随出兵洛水浮桥，写信劝说曹爽投降，最终导致曹爽一族灭亡。

二

蒋济的故里，《三国志·魏书十四》的记载简略、扼要，“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450页）”。

陈寿本人是亲历过三国时代的，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三国志》成书于何时虽然不能确定，但知他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这时候魏的最后一个君主陈留王尚未死去。陈寿以当代人写当代的人和事，其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史记》和《汉书》所不好比的，更是《后汉书》所难以企及的。

陈寿作书之前，魏国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书》，私撰的有鱼豢的《魏略》，这是陈寿作《魏书》的基本材料。蒋济是曹魏的重臣，终而大有功于司马氏，在魏晋两朝是极有份量的大人物，在官修和私撰的史书中都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治史时必须持有的慎重是可以想见的，容不得丝毫的轻漫和讹误。这些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无疑是陈寿最为可靠的素材。

陈寿是个严慎的史学家，后代称其为“良史”。他死后不久，尚书郎范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列传第五十二陈寿》（2138页）。”同时，陈寿本为蜀汉旧吏，入魏仕晋后，虽然受到一定的任用，但亡国的心绪和降虏的身份，在威权高压的大环境下，总有挥之不去的阴影。临渊履冰的现实处境，是陈寿治史时无论如何也要慎之又慎的。

故而，《三国志》关于蒋济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经得起推敲的。

三

张文认为蒋济为高邮人，其主要的依据是《高邮州志》。按张文的表述，《高邮州志》列传（卷之十上）确有蒋济的传记，称，“蒋济，字子通，平阿人” 。我们注意到，其一，这段文字只说蒋济是平阿人，并没有挑明说蒋济是高邮人，显得羞羞答答，理直气不壮。其二，和《三国志》的记载相比，志文少掉了至关重要的“楚国”二字，这决不能以为是偶然的疏忽。《高邮州志》既为蒋济作传，自然认定了蒋济是高邮人，但是，《三国志》里的“楚国”二字，却是无从解释。我们知道，高邮地境历来属于广陵国、广陵郡统辖，与楚国素不搭边，与蒋济同时代的建安七子之陈琳，《三国志》便称其为“广陵陈琳”，而不是楚国陈琳。显然，《高邮州志》的编纂者是了解这一背景的，如果有了楚国二字，不仅会和上述《三国志》的记载相冲突，也会从根本上动摇蒋济是高邮人的命题。因此，与其多一道羁绊，还不如釜底抽薪，拿掉了事。

张先生在3月26日文中是这样代为诠释“楚国” 的，《三国志·魏书》记蒋济是“楚国平阿人”。今淮安汉代称为“楚”（韩信的封地），今淮安还别称“楚州”。这个“楚”与战国时代的“楚”是不同的。三国时，我们这里有两个“广陵郡”，今扬州的“广陵”属孙吴（孙权）；而另一个“广陵”设在淮安，当时称射阳（后叫山阳），属曹魏（曹操），当时我们这里属曹魏，曹要伐吴，陈登已开了邗沟西道，蒋济也在他家乡一带做官 。张文的意思，三国时高邮地境归曹魏的广陵郡管辖，广陵郡的治所在淮安，淮安在汉初是楚国地境（韩信的封地）。所以，楚国平阿人就是广陵高邮人。这样的理由，恐怕作者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

《三国志》说蒋济为“楚国平阿人”，楚国平阿其实是指蒋济的籍贯地，这个楚国是东汉时期的王国，而不是其他时期的楚国。《三国志》记载曹操，称其为“沛国谯人也”，称关羽为“河东解人也”，都是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域建置，而不是三国时期的行政区域建置。两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东汉承西汉之制，郡、王国、属国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王国为皇子封地，由相治理，相之地位等同于郡太守。诸侯王不治民，唯衣食税租而已。查东汉一代，只有一个楚国。

《后汉书》云，“光武皇帝十一子：……许美人生楚王英，…… (1423页)”，“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自显宗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1428页)” 。唐李贤作注：“取虑，县，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西南。案：临淮无须昌，有昌阳县，盖误也。取虑音秋闾”；“ 龙舒，县，属庐江郡，故城在今庐州庐江县西也” 。

李贤的这个注是有根据的，《汉书》云，“临淮郡，……县二十九：……取虑，……昌阳，侯国（1589－1590页）”。昌阳的位置已不可考，取虑为西汉时的侯国，东汉的建置县，其位置在今安徽灵壁与江苏睢宁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19－20幅]）。同见于《汉书》，“庐江郡，故淮南，……县十二：……龙舒……（1568页）”。龙舒，西汉建置县，其位置在今安徽桐城和霍山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24－25幅]）。又《三国志》 云，“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741页）”。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51－52幅]，东汉时期的寿春就在今天安徽省的寿县。

寿春在东汉既为楚国地，而取虑是楚王刘英增益的封地，当在楚王国的外边沿。汉明帝封楚王的表兄弟为龙舒侯，作为很人情味的安排，龙舒自然应该邻近楚王国的地境。若将寿春、取虑和龙舒三地以直线相连，则构成了一个狭长的三角形，这里当是东汉楚王国最基本的地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据此，我们可以确定，东汉楚国的大致位置，是在今天安徽境内淮河的中段两岸地区。这里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核心区域之一，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年）左右，名相孙叔敖就在此主持兴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今天安徽寿县的安丰塘，便是当年芍陂的遗迹。《史记·楚世家》记载， “（考烈王）22年（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1736页）”。在战国晚期，楚国国都东迁寿春，历经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四世，从考烈王22年至楚负刍5年（前223年）为秦所灭，历时19年。可见，东汉楚王国名称的由来，实际上是有其历史的渊源的。

平阿与寿春既然同为楚王国的辖县，在空间上必然有着紧密的关联，十分巧合的是，平阿恰恰就在这个狭长的三角形的中央，位于寿春的东偏北方向，与寿春仅有三四十公里的距离。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51－52幅]，平阿所对应的位置为今天的安徽怀远县。

至此，“楚国平阿”的位置可以得到具体而明确的落实。

三国蒋济，“楚国平阿人”，当为今天安徽之怀远人。

怀远新闻网、蚌埠政府网、安徽文化网等有关于蒋济是怀远人的文字。安徽文化网称，“蒋济，字子通，怀远平阿（今孔岗）人。他博学多才，善于谋略，是曹魏四代辅臣” 。这样的记述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

四

为什么会把蒋济说成是高邮人，关键是对于平阿地名的定性与定位的不同认识引起的，其源头要追溯到《高邮州志》和《扬州府志》。称两汉至晋高邮为平阿的，正是这两部方志，并由此而影响到了一些人。张文说历史上有很多的平阿，“除古高邮的平阿外” ，还列举了六处平阿。但我们所讨论的是作为县置的平阿，或侯国的平阿，是自西汉设县以来的平阿，符合这样条件的平阿并不多。公允地说，张文提到的这六处平阿都有很高的信度，三处见之于正史，两处为出土文物的佐证，一处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唯一靠不住的，倒是被张文除外的“古高邮的平阿”。那么，高邮自汉代设县到晋代，其间是否真的叫过平阿呢？

张文曰：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应该使用汉初建置的版本。王莽篡位，大改地名，造成混乱。班固在稿本中又添上一批“莽曰……”。其间的建置变化他是难以记述，也是写不清楚的。“高邮县”是在汉武帝时才设县的，是在汉成帝时改“平阿县”的。查《汉书·地理志》中与高邮位置相近的几个郡都没有“高邮县”，我们就不能说汉代没有设过“高邮县”。汉武帝时高邮始设县、汉成帝期间封侯产生的变动，没有反映进《汉书》是正常的事。

《汉书·地理志》记载，“广陵国，……县四：广陵，江都，高邮，平安（1638页）”，其郡国县名称系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制度。《汉书·地理志》汉建置开篇，“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颜师古注曰：“汉之户口当元始时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也。后皆类此” 。人口的统计需要遵循严格的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个时间就是元始二年，这个地域就是元始二年的行政区域建置。颜注“后皆类此”，即是《汉书·地理志》全志遵循的原则。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时期图组编例中，亦持这样的看法。张文说，“班固写《汉书·地理志》应该使用汉初建置的版本”，只是一种想像与猜测，并无事实根据。《汉书·元后传》云，“河平二年（前27年），上（成帝）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4018页）”，这是公元前27年的事情。王谭封侯于前，班氏治史在后，如果此间高邮的名称发生了变更，班固会视而不见吗？所谓汉成帝时改高邮县为平阿县，是在预设的错误前提下导出的错误结论，实为子虚之言。

又《汉书·地理志》云， “沛郡……县三十七：……平阿，侯国（1572页）”。按谭其骧教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西汉兖、豫、青、徐刺史部[19－20幅]，清楚标明，高邮即在现在的位置，而平阿则在现今安徽怀远地境。可见，在西汉时期，高邮与平阿异地同期并存。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广陵郡，十一城……广陵有东陵亭，江都，有江水祠，高邮，平安……（3461页）”。按谭其骧教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时期豫州、兖州、徐州、青州刺史部[44－45幅]，为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行政区域建置。高邮隶属徐州刺史部广陵郡，高邮治所位于现今的高邮城。又《后汉书·郡国志》云，“九江郡秦置……十四城……平阿，故属沛，有涂山（3485页）” 。这与《汉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和继承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扬州刺史部[51－52幅]，平阿隶属于九江郡。平阿较之于西汉，其隶属关系虽有变化，但治所仍在今天安徽的怀远地境。

《三国志》有传无志，对于沿革研究是一大缺憾。但在其后成书的沈约《宋书·州郡志》记载，“广陵太守……高邮令，汉旧县。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1054页）”。三国时期，高邮处于吴魏边界地带，县废。废县的原因，沈约讲得很清楚，“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1033页）” 。按谭其骧教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魏国之青州、徐州[9－10幅]，为魏景元三年（262年）行政区域建置，清楚地标出了高邮县，隶属徐州之广陵郡，其位置在今天的高邮境。但在标注时，使用的符号为聚邑。对此，谭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编例中有说明，“凡此年已废或始于此年以后的郡县，一般只选画前后期所没有的，采用聚邑注记符号予以表示” 。因此，从《宋书·州郡志》的记载，再到谭其骧先生的研究，都证实了三国时期的几十年间，高邮县废。1990版《高邮县志》第一章建置，第一节沿革载，“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高邮废县（97页）”，是有其史实基础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兖州、豫州、扬州[7－8幅]，平阿隶属于魏国扬州之淮南郡，位于今天安徽之怀远县境。

《 晋书·地理志》 云，“临淮郡汉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复立。统县十……盱眙、东阳、高山、赘其、潘旌、高邮、淮陵、司吾、下相、徐（452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西晋时期青州、徐州[51－52幅]，为太康二年（281年）行政区域建置。谭其骧教授依据清人的考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将高邮调整为广陵郡统辖，高邮即在现在的位置。可见，在西晋短暂的统一时期，高邮县置存在，县名就是高邮。又《 晋书·地理志》记载：“淮南郡，……统县十六，……寿春、成德、下蔡、义城、西曲阳、平阿有涂山。……（460页）”。显然，在此一时期，平阿县为淮南郡的属县。《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西晋时期，扬州[55－56幅]，平阿隶属于扬州淮南郡，其位置在今天的安徽怀远地境。

为着阅读的方便，参照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笔者将考据的结果制成表格如下：

如表所载，高邮自西汉置县，历经东汉、三国和西晋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跨越了四个世纪左右的漫长时间，除了三国时期的几十年废置外,高邮县名就叫做高邮县。

同期，平阿亦是一侯国、县，两县（国）异地并存，因此，高邮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从名平阿。

如上所述，高邮既不曾是楚国的辖地，也不曾叫平阿，凭什么认蒋济为同乡呢？

蒋济，楚国平阿人，确实不是高邮人！

至于张文所说的，蒋济在高邮做过官，在高邮城东发现蒋济使用过的一方古砚，这只能反映蒋济生前活动的印迹，并不能说明蒋济的籍贯。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著名的越王勾践的一柄自用剑，难道我们就能够据此而认为越王勾践是楚国人吗？同理，在论证蒋济是否为高邮人的问题上，古砚也缺少有效的证据力。

五

张文所引据的《高邮州志》和《扬州府志》，属于地方志的范畴。

地方志是综合记述地方自然与人文情况，全面反映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史志，综合性和资料性是其基本的特征，治史非其所长。方志也不是一家之言，更不是史家的专著。因此，我们不能把地方志当成历史著作看待和使用。

方志以记当代为主，“详今略古”是重要的修志原则。通常情况下，方志中当时当代的资料具备一手文献的价值，但对于其过往记述的内容，则需要进行严格的甄别核实，不能轻易引据。高邮现存最早的方志为明隆庆《高邮州志》，刻印于隆庆六年（1572年）。即使是这个年代，距离三国时期已经长达1200多年了，倘若上溯追记，其信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其后的康熙、嘉庆州志呢？

张文引述康熙《扬州府志》：“【高邮】汉为平阿县，属广陵国，成帝封舅王谭为平阿县侯。至今邮有平阿湖、平阿溪、平阿村。晋属临淮郡，东晋为三阿，属南兖州”（四十卷之一），以此佐证《高邮州志》的记载。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康熙《扬州府志》不仅存在着和前述《高邮州志》同样的先天缺陷，而且以扬州与高邮之间的统属背景，其相关信息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不足为凭。

很清楚，张文的失察，就在于不加辨析地相信和依赖了《高邮州志》和《扬州府志》。

对于志前地方史的研究与考证，特别是隋唐之前的地方史，只有彻底摆脱地方志的束缚，另起炉灶，另辟蹊径。

参考文献：

《汉书·地理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62年6月第一版

《后汉书·郡国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65年5月第一版

《宋书·州郡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10月第一版

《三国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59年12月第一版

《 晋书·地理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11月第一版

《南齐书·州郡志》     中华书局出版      1972年1月第一版

《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10月第一版

《高邮县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