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原扬州地区首批干部援藏30周年

1979年5月8日，是原扬州地区首批17名援藏干部启程赴藏的日子，至今已经30周年了。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曾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贡噶县工作了近两个年头。

人生漫漫，往事悠悠。有许多事，过后即忘，如同烟云。而这段援藏经历的点点滴滴，在我的生命征途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有些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两次万想不到的调动

我从10多岁担任初级社会计算起，直到从县级领导岗位上退休，在这40余年中，工作岗位经历了多次变动，或提升，或平移，都不出本村本乡或本市范围。每次变动之前，往往或多或少有点预感，一旦变动，都不感到太突然。而调动我去西藏工作，这是我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记得那是1979年3月的一天。

当时，我任沙堰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刚满40岁。因为文教属我分管，为保留还是撤销沙堰中学高中部的事，我到县文教局会商协调。事情还没有来得及谈，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到我所住的县革会第一招待所，通知我到组织部谈工作。到了组织部，见县革会副主任马杰和组织部副部长李瑞坐在那里。他们聊了一会儿我家庭和工作上的一些情况，然后对我说：“上级需要我们县派一名干部到西藏工作，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身体上的要求都比较高，县委考虑让你去。”听了之后，我顿时愣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愣了两三分钟，冷静了下来，想到服从党组织需要，是我一直奉行的原则，过去曾多次奉命到困难复杂的单位工作，从未退却过，这次同样应该这样。我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领导对我的表态很满意，就带我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程序与要求就像征兵体检时一样严格。

在等待调往西藏的正式通知时，我按照组织要求，对外保密，照常抓好我分管的部门工作，照常驻在我负责的周庄大队，照常组织有关的生产活动……表面上看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异样，而在我的心中，却翻滚着层层波浪。

西藏的位置，我只在地图上见过。那里的生活状况、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干群思想、那里的工作方式，等等，究竟怎样？家里老母年迈，三个孩子还小，爱人身体不好，我远离万里之外，常年不归，没有我的关照，他们的生活将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但是，有一条我是坚定不移的，就是：一旦组织正式决定，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不久，接到调令，我丢下疑虑，告别家乡，带着家人的叮嘱、领导的希望，来到了西藏。当时我被分在山南地区贡噶县昌果区，担任区委书记。那时内地干部援藏不像现在，有个时限，未去之前，就知道几年之后可以调回家乡，有个盼头。而我们那时去，是不谈什么时候返回的，是要准备干到退休的。因此，一到任，我就定下心来，告诫自己：要尽力做好工作，决不能有辱使命。首先是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同时学习简单的日常藏语，借助翻译，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沟通思想。不长时间，我知道了许多未曾听过的情况，见到了不少从未见到过的事，藏民的一些风俗习惯也让我感到特别新奇。

我所在的县以农业为主，兼有牧业。农作物主要是青稞、小麦，当年9月播种，第二年8月才能收割。每年7月，就是农作物收割之前，社队都组织娱乐活动，他们叫这种活动为“望果节”，一般10天左右，干部群众在一起跳舞、赛马、比箭、唱藏戏等，以迎接收获劳动成果之日的到来。

农民的住房是石头砌的，四周石头砌好之后，在墙框上放上一层木头，在木头上放上片石，再用泥土、牛粪加水拌和后放在片石上面，将其刮平就行了。那里极少下雨，不担心房子会漏雨水。

西藏也有他们的藏历年，就和汉族的春节一样，比春节迟几天。每到这一天，人们就穿新衣服，喝青稞酒，吃牛羊肉，祝贺新年。1980年过藏历年，我曾到藏民家里问候，向他们拜年，还穿上藏装与他们一起照了像。

藏人起名很特别。一种是以出生日期定名，如星期三出生的叫巴桑，一个队同一天出生的好几个巴桑，就以男巴桑、女巴桑、大巴桑、小巴桑来区别。还有一种以太阳、月亮、星星起名，如太阳叫尼玛，月亮叫大嗄。再一种以吉利词、美丽漂亮的词起名……

由于做好了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思想准备，没有临时观念，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使我逐步融入了藏民之中，对区委的工作也逐步适应，全区的各项工作运转也很正常。

来到西藏半年多后，即1979年年底，贡噶县委在全县各区、各部门选调人员重新组建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检察院。我从昌果区被调到县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同时兼任公检法系统的党总支副书记。

到了1980年11月初，我和大批援藏干部一道，接到了内调通知。

这次内调，就像调来西藏一样，也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首先是想不到来到西藏还能够调回，最多盼望一年半载给个探亲假，回家看看。即使想调回，能调回，也万万想不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突然。

稍作准备，11月中旬即到拉萨机场候机。那次全藏内调的人员包括其亲属子女约10万人之多，交通异常紧张，尤其是飞机票更加紧张。虽然拉萨机场就在贡噶县，买票方便一点，我仍然住在机场招待所整整等了18天，才等到11月29日飞往成都的飞机。

12月6日，我又回到了沙堰的老家。

三次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而我不一样，一旦动了感情就会流泪。有时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剧，也能看出泪水来。这一生究竟流过多少次泪，怎么也记不清。而在援藏期间，我曾经流过三次泪，这是一辈子忘记不了的。

我于1939年出生在沙堰村。因为家寒，没念过几年书，但在当时，庄邻们都把我当个“文化人”来看。十三四岁就参加有关会议，未成年就当初级社会计，未满20岁当沙堰大队总账会计。后来被公社看中，先后调我到公社食品站、机电站当站长。几年后逐步提升，从公社工业科长，到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那些年，我工作过的单位多，接触过的干部群众多，与大家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听说我要调到西藏工作，许多亲友和干部群众都来看我，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启程离开沙堰的那一天，公社用轮船送我到高邮，当时来到河岸边为我送行的干部群众达几千人。船开好远了，人们还在向我挥手致意。见到干部群众对我的这份真情，我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到了高邮，县委专门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为我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接着到扬州、南京。省委在南京人民大会堂为全省220名援藏干部召开欢送大会。

5月8日下午启程。省委副书记顾浩到火车站送行。火车行了3天3夜，11日到了甘肃柳园车站。因为下面没有铁路通西藏了，在这里住了一宿，12日改乘汽车。越向西行，途中越是荒凉，车上有人说，这一路是“天上无飞鸟，地上无青草，风吹黄沙跑”，可谓恰如其分。20日到了青海的格尔木市，住了3天，每人重新检查身体，23日继续出发。汽车经过火焰山、唐古拉山、黑河等地时，海拔很高，最高的地方达5600米，我们中 的许多人高原反应严重，感到呼吸困难。车行驶着，车窗开着，空气流通，还好受些，若是汽车一停，人就吃不消。加上路面不平，汽车颠簸严重，有人腰颠酸了，头碰破了，白天撑，晚上哼，有的一夜哼到天亮……就这样，走走停停，一路颠簸，终于在27日到达了拉萨，途中花了20天时间。

到了拉萨的当晚，我们住在自治区招待所，我和当时泰县（即现姜堰市）曹恒龙、邗江曹开元同住一个房间。大家回首20天来一万余里行程的艰辛，思乡之情犹然而生。我们3人都拿出纸笔给家人写信。写信时，曹开元眼泪淌下来了，曹恒龙看到了，大声说：“开元你干什么你？”说着，他自己竟跟着流下泪来。见到他们这种样子，我也禁不住泪水直流……

第三次流，是与一位藏族干部话别时。

在西藏，汉族干部少，藏族干部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在西藏期间，我不论在区委还是在检察院，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处得还是比较好的，与不少藏族兄弟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有件事，至今未忘。

那是我调到贡噶县检察院工作以后的事。

1980年3月，县里筹备文革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为搞好人大代表的选举，县委决定向每个区派一个选举工作队，帮助指导工作，做到选举生产两不误。我也被县委从检察院抽调出来，派到前进区，担任工作队队长，驻先锋公社。县委明确前进区人武部长次仁旺堆（藏族）当我翻译，与我同驻先锋公社。

藏族干部自尊心比较强，有人认为替别人当翻译低人一等，不乐意干这种事。次仁旺堆开始为我当翻译时也很勉强。一次，区里要在先锋公社召开麦子管理现场会，区委书记写信来要我准备一下。我打算把现场安排在三队，先到那里看一下。因三队离公社比较远，我就叫次仁旺堆与我一道去。他说：“头疼，不能去。”我说：“那就明天去吧。”谁知，不一会，他背着我一个人乘着马车去了。晚上回来，我问他：“你去过啦？”他说：“去过了。”我心里很不愉快，但忍着没说什么。

还有一次，我想于9月10日开队干部会议，部署防治病虫害工作，就叫次仁旺堆与我一起找公社书记商量敲定。因书记在家建房，就去他家里商量。到了那里，次仁旺堆直接与书记用藏语交谈，把我晾在一边。他们谈一会，也未征求我的意见，次仁旺堆就说：“走吧。”走到半路，次仁旺堆对我说：“与书记商量好了，会议提前到8号开。”我心里很气，勉强说：“你们决定就行了。”

回到公社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这样下去我还怎么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找次仁旺堆开诚布公地谈一次话。我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对他说：“我是队长，你是翻译，工作上的事情，你必须征得我的同意。不管是内地还是西藏，组织原则还是一样的。工作上出了问题，县委认我说话，不是认你说话，这个道理你是该懂的。”接着，我把前面的两件事说了一下，他听了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向我检讨。此后，他认真替我当翻译，遇事都征求我意见，工作配合得很好，相互间的感情越来越融洽。我们把先锋公社作为前进区选举工作的先行单位，按照县委要求，订好计划，排好日程，逐项实施。结果选举工作搞得顺，如期如数选出了县、社人大代表。

当时工作队的任务是选举、生产一起抓。在抓生产的过程中，我发现先锋公社群众干活没有定额，工效低，矛盾多。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与次仁旺堆一起调查，开群众座谈会时，次仁旺堆认真地一句一句为我翻译，在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我帮助他们制订了全年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按定额评计报酬 。定额计酬的办法实施后，工效提高了，矛盾减少了，干群反映较好。

选举工作结束了，工作队的同志要回各自的工作单位。在与次仁旺堆话别时，我们真诚地交换意见，相互勉励，相互致谢。说着说着，两人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那难舍难分之情，尽含泪水之中。

一棵大树的救命之恩

当时西藏的生活环境是艰苦的。在家乡生活了40年，突然置身于其中，没有坚强的意志支撑是坚持不下来的。

这里空气稀薄，气压低，烧水70度就开了。在家乡带去点米煮饭，必须用高压锅，普通锅是煮不熟的。藏族人的主食是糌粑，是用青稞面制成的，我也跟着常吃糌粑。尽管吃不惯，但别无选择，只得强迫自己吃。区委食堂有时也为我们做点面条、馒头，虽然做得不好，味道差，但肚子饿了，还是吃得下去的，总比糌粑强。

这里交通不便。那天，昌果区委派一辆马车到贡噶县招待所接我上任。县城离区委60多里，道路坎坷不平，途中有10多里沙漠，还要过雅鲁藏布江，走了整整一天。这里满眼是山，山路起伏大，温差也大。如果走在一个海拔3000米的地方，穿毛衣就行了，如果再走个10多里，海拔可能会达到4000多米，就要穿棉袄才行。这个地方真可谓“十里不同天”，“一天见四季”。

区委干部到公社检查工作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还有就是骑马。昌果区委配个专职饲养员，养了5匹马，专供区委干部使用。我到那里不长时间就学会了骑马，不学会骑马，到下面社队工作就不方便。一次，我骑马到刘琼公社，回来时我的马被我们的区的另一名干部骑走了，刘琼公社书记就安排他们公社的一匹马送我。哪知，这匹马欺生，我刚刚骑上去，它就乱蹦乱跳，欲把我掀下身去，我立即拉紧缰绳，夹紧两腿，才把它驯服。

从昌果区到贡噶县必须经过雅鲁藏布江，区里渡江的船只有两条。一条是牛皮船，是用几块牛皮缝起来的，两个人可抬动，可坐5、6个人。还有一条是当时苏联进口的铁船，可做20多人。这两条船都是用粗笨的木桨划，很吃力，行速也慢。江宽7里多，划一趟要半天时间。我想帮他们买一台挂桨机，替代木桨，这样，定会既省力，又快速。与区委同志商量时，个个赞成。我立即写信给家乡公社机电站，委托购买，一个多月后就收到了挂桨机。请附近驻军的同志帮助安装后，投入使用，渡江果真方便快速，昌果区的干群非常高兴。我调回家乡后，贡噶县蒋雄区（县政府所在地）还派农林科的裴新献专程到江苏，找到我家，请我帮蒋雄区也买了一台挂桨机。

那时，从昌果区委到甘德公社有一条山路可以行拖拉机。一次，我和副区长达娃一起乘一台手扶拖拉机到甘德公社。我是去检查年终分配情况，她是带自己的小孩去买酥油。这段路坡度较陡，路边就是深山沟。去时是上坡，速度慢，没有大危险，回来时下坡，我们关照驾驶员要谨慎，掌控好速度，不能出事。哪知，越怕出事偏偏出事。那天下午返回的半途中，正在一段坡度较大的下坡路上，拖拉机方向突然失控了，机头在路上不停地扭来扭去，驾驶员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紧张，跳下了拖拉机，任由它直往下滚。在拖拉机上，我吓出一身冷汗，达娃吓得直叫直哭，我们都以为这下子性命难保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往下直滚的拖拉机被路旁的一棵四五丈高的大树挡住了，停下来了。如果没有这棵大树，拖拉机必定会栽进山沟。我跳下拖拉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绝路逢生，逃过了劫难。

回乡之后，我先后担任沙堰公社党委书记、高邮县委常委兼纪委书记、高邮县检察院检察长、高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退休。这么多年来，不管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比起西藏的工作与生活，就感到所遇困难算不了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援藏这段经历是宝贵的，是值得怀念的。虽然在那里时间不是很长，但那种环境对自己意志的锻炼，是受用终身的，与那里干部群众建立起来的感情，也是难以割舍的。年纪大了，往往喜欢回忆，近些年，时常想起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想起那里的山、那里的马、那里的雅鲁藏布江、那里的糌粑和酥油，还有那棵救了我性命的大树……有时，还萌生出重返那里看看的念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西藏的变化，一定也不会小。现在，我虽已到古稀之年，而身体依然健朗，很想在有生之年，有机会与当年扬州地区的援藏战友结伴，以曾经的“西藏人”的身份再次进藏，回访我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一切如今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