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朝官员的“长生牌”牵带出高邮十九世纪中叶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不为高邮人所认识的乡贤高鸿飞徐徐而至，借着正史、野史、台湾通史、县志等多种载体，同世人把臂晤谈，尽管扬州学者韦明铧称高鸿飞的史料较少，但是，《高邮信息》的任仁还是迅速地推出了他对高鸿飞的“管探”，让人眼睛一亮。于是，笔者梳理史料，钩沉史事，走访高氏后代，缀字成文，是想转告乡里乡亲：就在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的晚年，一个被誉为神童的高鸿飞已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又一步，成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不可小觑的一位高士、一个忠臣。

高氏门中多人杰

高氏的后裔众口一词，高家老祖宗来自浙北山区，是做生意的。

高鸿飞的父亲已是高邮的入史人物。他叫高福，字纯禧，号香亭。名、字、号平常得随乡入俗，他的人生仕途却是荆棘载道。因自幼聪颖、敏慧，他弱冠之年补弟子员，成为秀才，并较早成为增生，即进入县学生员的前六十名。但是，尽管他刻苦钻研，手抄先辈大家的经典文章成集，日夜诵读，功名之路却举步维艰，屡“试”不中。从此他淡泊功名，漠然进取，并学着他的老师、诗人沈荆漳流连、觞咏于家中亭园之间，性情渐趋孤傲。每年春秋佳日，常邀二三知己把盏赋诗，游离于市尘之外。诗兴勃发时，有人叩门入户，唱和也不会停止。这种秀才中佼佼者，却不善于治产立业，又要维系他的清高，十分艰辛。乃至他的晚年，每日拈题作文，自得其乐，以消愁忘老。家庭的生计自然也日益困顿。高鸿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陶染长大的。

对自己的功名利禄已黯然神伤的高福，对儿子高鸿飞参加每12年一次拔贡选拔却寄予厚望，谆谆教导说，“毋以谀闻，寸进自画，盖所期者远也”。谈的是为人为官之道，也包含着高福的良苦用心，他希望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功名取向在大儿子身上延续。

高鸿飞这位神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道光5年（1825年）考取拔贡，是年，他的弟弟高子才（字文卿）入弟子员，12年后（1837年），高子才也经过选拔，成为拔贡。这种拔贡，每年12年选一人，可入京师太学读书，亦可以拔贡生与举人一道参加京城礼部会试。是年高鸿飞的长子高蓉镜也成了县学生员，即为秀才。高鸿飞的另一位弟弟高之麟亦传家学，是县学读书的生员。据高氏后代按家谱排序，高鸿飞有弟兄五人。

高鸿飞有四个儿子。长子高蓉镜，绩学工文，早年在县学因成绩优秀就享受禀膳补助，后以举人兼袭云骑尉世职，光绪年间加赏国子监学正衔。二子高人镜，监生，福建试用同知，未仕。三子高清镜附贡生，候选训导。他们弟兄三人，都是以舌耕终其一生。四子高澄清未成弟子员，早殁。高鸿飞的侄儿高廷镜，监生，任福建莆田、彰化县知县。高氏门中以高福这位穷儒为引领，他的子孙中虽无显贵，亦无大儒，却也书写了高邮人杰俊士的光彩历史。

身心相依甘苦同

高鸿飞是高氏家族的骄傲，他是道光21年（1841年）进士，除去在京城、南方为官十余年，大半辈子都是在高邮城度过的。古老的高邮州依附着他的愿景、才智和魂灵。县志等书都标明他的生卒年不详。其实，他的辞世日子是清楚的，即是咸丰三年（1853年）夏季4月29日战死在台湾县。

高鸿飞字伯鸾，号云卿，9岁能写诗，撰文亦能斐然成章。13岁入县学成为秀才，便享受禀膳的生活补助。道光5年（1825年）为拔贡，道光12年（1832年）中举，并进入前5名成为经魁，道光21年（1841年）中了进士。高鸿飞出生成长的年代，正是高邮“二王”为官治学声誉鹊起的年代，“二王余韵，百里书声”。其时高邮，对本地生员和外地学子，颇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苏州顾宗泰赴京会试前后，都要在高邮逗留“叨光”。嘉庆年间他因病辞官回籍，竟然又来高邮，在珠湖书院讲学6年。珠湖书院和淮海学堂的炽烈学风成就了高士高鸿飞，因此，无论是久居家乡还是远走南国，他关注的是哺育他的小城，还有他耳目之所接的水及令人心悸的水灾。他为新设的观稼楼、歌薰楼、小黄楼、拱辰楼四个城门楼“歌咏称颂”，显现的是家乡的富饶、秀美，唱响的是“更有斜阳归牧竖，笛腔吹出太平歌”。而他在中举前一年道光11年写作的堤决秋日杂感，则是以满腔怜悯和悲愤奏响了一曲人本至上，关心民瘼的正气歌。他在组诗中描写了乡亲饥荒难挨、背井离乡、卖子别妻、人为鱼鳖，或作“填海冤禽”的种种苦难。他在期待补天娲降临的同时，将忧患、怨恨的笔锋指向高官，“白门秋柳依然在，挟策何人下建康”。更有甚者，他以“百岁老人时痛哭，年丰谷贱说乾隆”作为诗尾。是针砭，是呼吁，是渴求，都显示了一位立志仕途的拔贡与民心相连的胆识和才干。

世事是复杂的，人品是多面的。高氏的一位80多岁的先生，根据高鸿飞的《古香轶日记》的记载，向笔者披露了一条重要信息，高鸿飞曾受人之托为某学台儿子当“枪手”代考，并取得府学生员的资格，此事是发生在中举前，有很大风险。按高先生说，扬州市区发现的“长生牌”应是与那位学台有关。存此一说，权作谈资。“长生牌”的文字表明，那是福建省福鼎县的生员和绅士为其设的长生禄位，与扬州高邮发生的事无关。

官苑兀立“竖点斋”

如果说，“长生牌”是儒林士人为高鸿飞立的“丰碑”；那么高鸿飞在京城作为庶吉士的短暂时间，却流传出一段他正直、大义的佳话，天长日久，便演绎成兀立于官苑的“竖点斋”的传说，那是士人民众赞扬高士的“口碑”。

高鸿飞于道光21年，大约四十岁左右考上进士，位居殿试二甲第六名，择优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在京都享有一定声誉。当朝身为多年军机大臣的相国穆彰阿专横跋扈，他是从殿试阅卷，推荐官吏，到军国大计，无不总揽，门生故吏遍布京城内外，不少人通过搭桥牵线，投身“穆党”，寻找靠山。高鸿飞也知道庶吉士通过考试，合格者方可任编修检讨或各部主事等。而生来不善逢迎的高鸿飞这时在京专心于典籍，不肯与“穆党” 沾边，有一次，高鸿飞空手晋见穆相国，穆彰阿见高鸿飞通知古今，但见他丝毫不肯吐露其投靠的意向，经点化仍是榆木疙瘩脑瓜，愤怒说了一句“竖儒，何以点化”！

此后穆彰阿对高鸿飞怀恨在心，一天审阅散馆卷子，对高鸿飞的卷子鸡蛋里挑骨头。高鸿飞卷子中彤弓的彤字一小点写成了一小竖，穆彰阿便把高鸿飞列为最次等，当年放出京城，到边远的南国福鼎县一个小县任知县。同馆中不少人暗暗为他叫屈！高鸿飞对穆彰阿以势压人，结党营私，十分愤慨。

高鸿飞为官清廉，想起穆彰阿“竖儒、点化” 的话和“彤”字中一竖、一点的事，特地在衙内卧室旁辟一斗室，起名为“竖点斋”，下面草书一联：“横竖皆有理，星点全无光”，并自称 “竖点斋”居士，以读书自娱。他流连往返于任职县城的山水之间，但是，更多的是在其位、谋其政，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实事。后来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即位，穆彰阿便被革职倒台，他的不少党羽也受到惩处。高鸿飞听了，慨叹道：“吾当日若稍一游移，定铸成终身大错。一时明白易，一世清白难。”几年后，高鸿飞战死于台湾县，他的遗体运回高邮，乡里祭吊时挽词有：“竖儒晋升无术，点化天下有方”，赞扬了他的品格。那已是“竖点斋”传至家乡的一种版本。

扬州市区出现的高鸿飞“长生牌”，明确向世人昭示了一段史实，那就是辛丑年，即他中进士的道光21年（1841年），便来到了福鼎县任知县，实际在京任庶吉士时间很短。他的离京南下，且是到蛮荒、贫瘠的地方履职，尽管公卿士人同声惋惜，但是，高鸿飞依然踌躇满志地到任临政莅事。高邮县志有极简略的追述：“高鸿飞下车访民间利弊。即严禁火葬，收埋枯骨。又重建文昌祠，设考棚，修成垣，筑石坝，并捐廉重建句淋公馆，数月间，百废俱举。”他到福鼎县，很想干一番事业，连自己俸廉银45两也舍得捐出来，自然让百姓刮目相看。转瞬间几个月的政绩，竟然让辛丑恩科进士完成宾及得以进入福鼎县考棚的诸生“感德不忘”，制“长生牌”以志，也在情理之中。

同年8月，高鸿飞被调至晋江任知县，此地民风强悍，常为些许小事引发为重大的矛盾，甚至激化成械斗。高鸿飞切实加以教谕疏导，化解矛盾，淳化风尚。他还设官渡，开始了台海的渡海之行。

抛颅台湾献忠诚

清道光、咸丰年间，台湾诸县仍属福建省。

福建省对台湾府县的治理有皇上特许的举措，即在福建省内地选贤能的官员，乘北风之时，驾船抵台，与旧员协同莅事；半年后，令旧员乘夏月南风之便，回到内地备用。政绩优秀者准加级或继续在台湾任职。而台湾自乾隆8年以后，奉旨大加养廉银，台湾县知县一千两，其他县八百两。一刹那，台湾府县之缺，炙手可热。从不钻营、不跑官的高鸿飞却因贤能绩优，被调任彰化县、后又调凤山县任知县。其时，这两个县分别有30多万和近20万人口，治理这些地方，公务十分繁重。彰化县葫芦墩，是海峡两岸互市之所，泉漳一带人士集聚于此，商贸兴旺。少数匪徒乘机作乱，鱼肉百姓，村民多畏避遁迹。对此，高鸿飞带人昼夜驰赴，宣以法，说以事，谕以理，开导群众，然后集合兵力端掉匪巢，诛其首祸者，震慑胁从人，从而使市场稳定，民众安生。

咸丰2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风潮涌动。以同知补用的高鸿飞调任政事复杂、民变频发的台湾县任职。道光24年4月、27年4月，台湾县有多次谋乱，虽然都已“扑杀”，有知县也已治罪，但是台湾县的民变暗流在伺机涌动。对此，高鸿飞早有思想准备和行政防备。咸丰3年正月，台湾县县试结束，高鸿飞得知民变骚动的苗头，就是禀报上司团练，但是条陈未准，高鸿飞感到驭势的艰难。

咸丰3年（1853年）夏4月，是继道光24、27年之后又一个黑色的4月，血腥的4月。李石与杨文爱、林清等十多人，在台湾县湾里街起事，与在厦门起事的小刀会遥相呼应。他们以兴汉灭满为旗号，响应者众多。4月26日，民变的队伍聚众“造反”，亮相乡里。钉在第一线但得不到团练增援的高鸿飞慨叹不已：任职此土，不能救保一方民安，又有何用？！闻警后，他命禀生许廷道率领练勇一同出击。许廷道以练勇未集结为由，要求暂待而按兵不动。高鸿飞三次前往镇署催促发兵依然不应。于是，高鸿飞只好移营借兵30人，又多羸弱兵士，且少兵器。同月28日，他带兵出发，直扑湾里街。他深知兵少不济事，势险不可为，但是依然奋力转战一昼夜。29日，他带队行至鹿仔草，度过林投巷，终于中了李石设下的埋伏，从身后被刺中而亡。高鸿飞坠入马下，首级被李石部下割去，余下官兵皆散。接着，县城闻报戒严，总兵恒裕拨马出击，正逢此时，凤山县林恭的更大的民变又相继发生，局势危急。后来，民变都先后被“镇压”，高鸿飞的遗体暂厝县衙内。

县志载，高鸿飞为朝廷阵亡是公认事实。他的儿子高蓉镜等认为，父亲殉难，实由副将拥兵不救所致，因此诉讼于有关官员。官员的幕友示意，副将愿出四万金为抚恤费，以摆平此事，希望不要深究。高氏弟兄泣诉，为父爱国忠诚的壮烈可敬，但是，今副将公文俱在，约辰时会而午时不至，难脱责任，“余兄弟即贫且不肖，万不敢卖父以求富”。此事后奏于朝廷，那位副将得到了处理。

高鸿飞殉难处，建立了专祠，他还入祀台湾名宦祠。

1855年，他入祀北京昭忠祠。《清史稿》也留有他那光荣的一笔。他的遗体被运回高邮，加了个木头刻成的头，安葬在临泽夹沟高家坟。

高士遗风今宛在

高鸿飞效命宝岛、抛颅台湾的事，时过境迁，乡人已知之不多。而高氏后代，时老祖宗一辈的陈年旧事，还能说个来龙去脉。其中，有一说，即高鸿飞的五弟，被后人称为五太爷，曾随大哥赴台襄理署务，因路途遥远，不便家归，后在台应试成了生员，就地为吏，还娶了一个“蛮奶奶”。那不是高鸿飞的妾。按清代规定，调台官员过40岁而无子，可准携家眷，高鸿飞夫人王氏（不是王陶民的姑母）多子，不能有家室随任。高鸿飞战死后，是这位五太爷偕同“蛮奶奶”用一条海船，将高鸿飞遗体运回高邮。民间传说，高鸿飞为官清白，积蓄很少。高氏后代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高鸿飞是清廉一族，但是在台湾县任职仅养廉银就有千两，海船所带土产用具等物件不少，怎么可能那样“清汤寡水”呢？只是海船往返，加之后事料理，费用繁杂，由于高邮乡亲的善举扶持，高家尚无公欠。那位“蛮奶奶”并非英年早逝，而是带着细软远走南飞。

高鸿飞长眠临泽镇夹沟后，在原生资公司、即现薇风大道西端，建有高氏宗祠，供奉高鸿飞等老祖宗牌位。

高鸿飞留给高邮亲属和乡亲的是他的精神、业绩和情操。他的《古双桂轩文稿》和《古香轶日记》已散失，但是，他的一篇《甘雨亭记》在高邮中学数以千计的学生中流传。那是追溯母校甘雨亭渊流的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至今，它的县志版的影印件，仍然悬挂在过去的邮中、现在的赞化学校甘雨楼中。

道光22年（1842年）高鸿飞进士踏上仕途后第二年，在高邮居家休假得知甘雨亭成亭的前前后后，又随同本邑诸君前往实地，感受上天庇佑赐予邮人的吉祥，因而写下了他的《甘雨亭记》，以感悟珠光、甘雨之祥瑞，希冀课教邑中才俊，为国储才，诚于报国。

这篇文章，源自于到任不久的知州辉春在邮书写的政绩佳话。这里仅提到知州左辉春倡议、率领捐修城墙和虔祷求雨成功的两件事，这位县太爷给邮城带来的一抹春辉，已可见端倪。刚刚踏上仕途、灵犀相通、声气相投的高鸿飞对左辉春及甘雨亭的赞美之词，也流露了他的临政为民、笃于爱民、即保民命、系民心、解民困的情思。他在文中读到城墙既修，又逢甘雨，上天庇荫佑护，民生转危为安，可谓天心孚人心的喜事。他又建议修建“霖汝”“珠光”“驻云”诸亭，以远瞩，以兆福，因此，他讴歌称颂：“有亭翼然，迹旧名新，天心人心，合而成名，自今岁有，请视兹亭”。这亭，便是造化、熏陶一代文豪汪曾祺的甘雨亭。

受其陶然、影响的还有高鸿飞的儿子们及其亲属。高鸿飞在南方做官十多年，儿子们在邮布衣素食，闭门读书。后来，长子高蓉镜由举人世袭云骑尉，未仕，曾被赏加为国子监学正衔。他生性坦荡, 淡泊名利，对前来看望他们的父辈中为官显达者，从无所求，亦不思仕进，唯有真心实意课徒教书。他终日诲人不倦，授课声如洪钟。遇到饥荒绝粮，曾连续吃倭瓜七天，对生徒授课讲艺不停。后被请至珠湖书院讲学19年，成就了一批后学。他还兼明医术，为人治病，常有奇效。他的弟弟高人镜，高清镜，均未入仕，都与兄长一样，以舌耕终其身。在他们的后代中，参与编县志的、或在致用学堂主讲的，大有人在，他的遗风在高氏子弟和乡亲中传薪、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