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宰相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是皇帝治理国家最为倚重的帮手，汪广洋“无所建白”，于治国安邦不置一词，随波逐流，不置可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渎职。但是让人颇费思量的是，谨小慎微、有话不说，并不是汪广洋的一贯风格。反观汪广洋初登政治舞台之时，给人留下的并非懦弱无能的形象。在《明史·李善长、汪广洋列传》中我们看到，汪广洋屡有建树，战功和政绩都很显著，故而在朱元璋心目中位置颇重，升迁较快。当初朱元璋攻下采石矶，第一次约谈已经小有名气的汪广洋。二人长谈之后，朱元璋非常高兴。二人谈话的内容史书无载，但是，这是一次未来的皇帝和宰相之间的谈话。联系当时正值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天下未定，朱元璋最希望听到的必定是关于天下大势的分析以及如何成就霸业的韬略。从朱元璋与汪广洋相谈甚欢以及事后立即将其留在军中任职的情况看，汪广洋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十分善谈，必定是说出了朱元璋非常希望听到的话，方才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汪广洋即被“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才能和功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与“无所建白”相抵牾的还有，在册封汪广洋护军忠勤伯的诰词中，朱元璋称其“善治繁剧，屡献忠谋”，并且像赞扬“小诸葛”刘伯温一样，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善治繁剧”是称赞他善于应对、处理复杂的局面；“屡献忠谋”显然是说他经常向皇帝提出有关大政方针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张良和诸葛亮，其共同点不仅在于智谋过人，还在于忠心事主，敢于和善于提出安邦治国方面的独到见解，包括与皇帝想法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意见。将汪广洋比作张良、诸葛亮，表明他具有这方面的优秀品质。

不仅如此，汪广洋还是一位颇有才名的儒将。史载他年少之时师从名儒余阙，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著有《凤池吟稿》八卷。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比如他的《与栾凤同使广陵马上偶占二首》其二：“昔为歌舞池，今为战争场。与君骑瘦马，联辔踏夕阳。……”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而《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

诗歌中那个与李白一样潇洒的“珠湖隐者”，显然是诗人自况。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汪广洋的诗文十分推崇，并且认为他的诗风受其从军经历的影响：“当皇上龙飞之时，仗剑相从，东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诗震荡超越，如铁骑驰突，而旗纛翩翩与之后先。……故其诗典雅尊严，类乔岳雄峙，而群峰左右如揖如趋。”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铁骑奔腾、战旗飘拂的铿锵韵律，典雅中有尊严，仿佛高山雄峙，令人顿生崇敬之感。

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宰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一句话：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是开国之君，勉强也算得上一个明君，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朱元璋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宰相是朝廷中的“二把手”，是离虎最近的人，也是危险最大的人。俗说“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好歹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历史最终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不开口这一招对神仙有效，对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神仙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四

用懦弱无能、尸位素餐来解释汪广洋的死因，能够自圆其说，正史一般就是这么说的，比如《明史》就持这种观点。但是，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审视一下明代的宰相，死于朱元璋屠刀之下的，不仅有小心谨慎、廉明持重的汪广洋，还有锋芒毕现、咄咄逼人的杨宪，智计过人、功勋卓著的李善长，精明强干、善于逢迎的胡惟庸，无一幸免，就连那个担了个宰相虚名、常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徐达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而朱元璋偏偏派人送给他一只蒸鹅，并让他当着来人的面吃下去。这差不多等同于送毒酒赐死了，只不过毒性来得慢一点而已。徐达果真没过几天就死了。这么一来，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不管你是擅权还是超然，是强势还是懦弱，只要呆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横竖就是一个死罢了。

真正的原因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朝廷中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宰相是皇帝最为倚重的辅弼之臣，平庸无能不行；宰相的地位仅次于皇帝，稍微大意权力就有可能越过皇帝，因此能力太强也不行。两者关系之微妙，非有大智慧者难以把握。明朝立国之初，体制上没有另起炉灶，而基本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也不例外。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对此朱元璋一开始也是认同的，他曾经说过：“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表面上看，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朱元璋权力欲旺盛，他从一个小小的出家僧人直到君临天下，可谓创业维艰，来之不易。而坐了天下，大事小事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不愿当傀儡，做儿皇帝。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按照制度规定，独立负责地处理一些政事，也被看成是对他有意无意的架空。于是，面对权力几近无限的中书省，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如果说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免不了与宰相的冲突，那么朱元璋则将这种冲突发展到了极致。

最先与皇权发生冲突的是大明朝第一任宰相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李善长是最为显赫的一位。他与朱元璋可以算是同乡，凭借自己卓著的功勋和高超的行政才能，深得朱元璋信任。李善长与朱元璋的关系，当时人曾经比作萧何与刘邦、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子孙世袭，并授免死铁券。在受封的六名公爵中，李善长身为文臣而位居首位。但是，随着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日益膨胀，朱元璋不放心了。李善长何等聪明，洪武四年正月，他以老病为由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他的目的是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自己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动作。出乎他意料的是，朱元璋连一点故作姿态的挽留都没有，接到奏章后立刻准奏。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的李善长，58岁就轻而易举地丢了相位，告“老”还乡了！皇权与相权的第一次交锋，没有刀光剑影、腥风血雨，而是一种暗中的较劲，最终以李善长的缴械投降收场。至于以后受胡惟庸案牵连被族诛，那是后话。

胡惟庸案是皇权与相权的最后一次交锋，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交锋。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名字。正是他的擅权枉法、飞扬跋扈，在中国的宰相制度行将就木之前，将宰相的权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皇权与相权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朱元璋给相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胡惟庸谋逆案事出蹊跷。洪武十三年（1380年）新春刚过，胡惟庸向朱元璋汇报，家里一眼井中出现醴泉，如同清香馥郁的美酒一般，此乃祥瑞之兆，恭请驾临观赏。朱元璋欣然应允，摆驾出宫，前往胡府。于是就发生了途中宦官云奇拼死报信、胡惟庸谋逆事泄之事。朱元璋当即下令逮捕胡惟庸，并在当天就押赴市曹处斩。胡惟庸案前后株连达十馀年之久，诛杀达三万余人，是明初著名的大案，也是中国历史上存疑较多的一个谜案、冤案，破绽很多。比如，胡惟庸既为谋逆，为何却不注意保密，让朱元璋轻而易举地发现埋伏的刀兵？胡惟庸位极人臣，为何不加详审，当天就草率地处以极刑？还有一个颇受人们质疑的细节是，胡惟庸以谋逆罪被逮捕斩杀，而在他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其罪名却是“擅权枉法”。其实答案也很简单，朱元璋要的是杀人的理由，而不是定罪的事实。胡惟庸擅权枉法事实清楚，朝野尽知，朱元璋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此处置胡惟庸。但是，朱元璋担心以这样的罪名难以判一个现任左相“斩立决”，怕拖泥带水，夜长梦多，而谋逆之罪则可一剑封喉。因此，尽管胡惟庸“反状未尽露”（《明史》），朱元璋仍然不惜以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从重从快镇压了胡惟庸及其余党。至于人头落地之后，定个什么罪名，那已经无关紧要，让一班文人去咬文嚼字就可以了。

朱元璋如此处心积虑、大动干戈，所为者何？只要看看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的动作就不言自明了。胡惟庸正月初六被杀，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连发两道圣旨——废除中书省，废除大都督府。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中书省作为大明朝最高行政机关的历史到此寿终正寝。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两道圣旨内容缜密、周详，把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善后事宜安排得十分详尽。朱元璋还郑重宣告：以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朝中大臣们终于明白，朱元璋废除宰相蓄谋已久，他需要的只是机会。胡惟庸案恰恰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得以先从肉体再到体制，干净、彻底地一举消灭了宰相制度。

如果说大明宰相中，李善长、杨宪、胡惟庸，包括徐达都有可能对朱元璋的皇权构成威胁，死得不冤的话，那么汪广洋性格宽和自守，是一个什么权力都不要的逍遥派，为什么也不能免于一死呢？我们不妨回到朱元璋与刘伯温论相之初。朱元璋提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刘伯温坚决地否决了三人，而朱元璋一一任用了三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过于擅权，要么过于懦弱，三人都不是宰辅的合适人选。这个结局似乎证实了刘伯温的料事如神和朱元璋的用人之误，但是这并不证明刘伯温比朱元璋高明，相反，朱元璋的考虑要远比刘伯温深远。往深层次说，这种失误也许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效果。他需要的不是德才兼备、兢兢业业的好宰相，果真如此，李善长可以暂时留任，非得撤换，刘伯温就是一个现成的绝佳人选。明明知道刘伯温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明明知道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上台是要误事的，却偏偏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其实，朱元璋希望他们展示的不是才华和政绩，而是失误和失德，好以此来证明宰相制度的不合理，让废相成为名正言顺之事。历史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一个事实：胡惟庸的擅权枉法已经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朱元璋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甚至连个提醒都没有。明眼人看出这是朱元璋的欲擒故纵之术。三人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朱元璋并不担心汪广洋功高震主，怀有不臣之心。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棋子，朱元璋希望其在宰相制度未废除之前，多少发挥一点牵制与制衡作用，防止宰相权力的过度膨胀，皇权的过早失落。但是，汪广洋显然有负重托，让朱元璋失望了。纵观汪广洋的清白一生，没有留下任何的污点，更不用说什么罪行。他没有在其位谋其政，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做“行政不作为”。这在一般的行政人员也许只是一个工作作风问题，但作为位高权重的宰相，皇帝之所倚，百姓之所望，责任大如天，朱元璋不能容许他一边高官厚禄，一边洁身自好，置身局外，轻轻松松地只求自保。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么，我就只好弃之如敝屣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汪广洋一直受到杨宪、胡惟庸的排挤、压制，而最后却以知情不报，没有揭发杨、胡二人罪状而被稀里糊涂地处以极刑。史书说他“与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于祸”，“不能发奸远祸”，把他的人生悲剧归咎于他性格的懦弱。倘若把汪广洋的死放在朱元璋废相的大背景下考量，毫无疑问那是一个时代悲剧。因为不管他采取何种立场，只要进入了大明宰相这个权力场，他都难逃一死的厄运，都别无选择地要成为中国宰相制度的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