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东方邮都”邮文化再谈之五

南门大街使盂城驿接待功能增强

南门大街、盂城驿一带，在明清时不仅粮盐运输业发达，而且，由于邮驿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驿站的接待功能几近发挥到了极致，因而南门大街更加凸显繁盛。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为陪都，六部照设。大运河上公文书信不断，官宦来往频繁。高邮作为两京线上重要一环，其接待任务相当繁重。过往官员，各有排场，尽情显荣，威势逼人。明·王英《舟过盂城》有“画船挝鼓过盂城”句。明·杨一清《过高邮》有“画船萧鼓坐空明”句。明代散曲家王磐，家住高邮城西，熟知这一带运河风情，在其著名的散曲《朝天子·咏喇叭》中发出“官船来往乱如麻”的感叹，这当是明时盂城驿口运河上繁忙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志记载，盂城驿有“送礼房五间”，可想见其时迎来送往任务之繁重；另有“礼宾轩”三间，是止宿官员酒足饭饱之后的“余兴”厅堂；“小红楼”数间（明·薛《高邮》诗中有“水上红驿楼”句），实质上是歌伎献艺的场所。元代士大夫诗人萨都剌在其《秦邮驿》诗中张狂地写道：“官船到岸人多织，楚馆题诗客又来。”楚馆，就是秦楼楚馆，是红男绿女寻欢作乐的茶楼酒肆。萨都剌虽然生活在明盂城驿开设之前，但元朝的士大夫如此轻狂，明朝的达官贵人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这些有闲阶层、纨绔子弟，他们下驿站、驻公馆；要享受、要消遣、要行乐、要宣泄，南门大街自然成了他们的好去处。明清时这里的三层楼酒店及明暗烟花院都很出名。三层楼者，极言其高也，如今三层楼巷仍在，成为南门大街的历史见证。总之，这里官宦大员来往如梭，文人雅士云集潮涌，差役走卒趋之若骛，商贾杂匠聚之若蚁，在盂城驿的刺激下，南门大街格外兴盛。

南门大街与诸多名人结缘

文天祥  南门大街还与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文天祥结善缘。南宋德二年（1276年），元军南犯逼近临安，文天祥受命与元军谈判被扣，并被押送北方，在京口（镇江）逃脱，一行八人三月六日到达高邮。他记道：“予至高沙……不敢入城，急买舟去。”他在高邮时还赋诗记事，其中《发高邮》这么说：“初出高沙门，轻舫绕城楼。……北望渺无际，飞鸟翔平畴”。“高沙”在哪里？何为“高沙门”？《高邮州志》有这样的解释：“高沙，今高邮西南，宋有高沙馆。”从高邮地形图上看，高沙馆再西便是浩渺的高邮湖，应与文天祥的活动无关。而文天祥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在高邮城外的西南方向的高沙馆（古代驿馆基本上都设在城外）住了一宿，第二天凌晨“不敢入城”，急急忙忙地买了一只小民船，沿着高邮城西南方向的护城河，绕过高邮城南门楼——望云门、藩江楼，再向东南方向进发。出高邮城东南的澄子河口，驶向县城东南方向的稽庄，休息小憩四天，继续向东发至泰州南塘湾镇，然后经通州南下入海。那么，文天祥“买舟”、“登舟”向东南而走的地点，就必定是在南门大街和马饮塘（盂城驿）周围一带。

马可· 波罗和尼霍夫  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75年5月来到中国，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在1282年至1284年间曾路过高邮城南，有下面几段很生动的描述：“城市很大，很繁华。”“人民也皆是崇拜偶像。用纸币。臣属大可汗”。“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养生必需品俱极丰富，产鱼尤多。走兽飞禽各种野味皆甚多。”“我们用威尼斯银币——格鲁梭就能买到好的野雉三只。”南门大街商业特别是粮食贸易非常发达，上文已评述了；同时南门大街又紧挨大运河和高邮湖，湖中盛产的鱼类和野禽充斥南门市场，这样的描写也很符合南门大街的实况。荷兰使者尼霍夫1656年（顺治13年）5月26日驶入高邮，盛赞高邮城南一带“人口众多，几处郊区也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景色优美。……极目远眺，只见到处房屋栉次鳞比，连成一片，就犹如整片大地上只有一个大镇。”尼霍夫还即兴写生，描写大运河一带盛况。

蒲松龄  与南门大街、盂城驿结缘最为深厚的便是清初著名小说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了。康熙十年（1671年）蒲松龄的同乡挚友孙惠调署高邮州，蒲松龄作为幕僚同往。蒲松龄代孙惠写过一篇关于盂城驿清初惨状的呈文，上报扬州府。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该文名之曰《高邮驿站》，收入《蒲松龄集》。该文盛赞“高邮当水陆之道，南北差使，势若云集……”这15个字概括了盂城驿馆、南门大街一带旺盛的人气和繁忙的交通，所述与南门外状况十分贴切。另外，蒲松龄还在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的第八十八回，整回目大写特写发生在高邮盂城驿及南门大街的故事，题目就直指盂城驿：“吕厨子配死高邮”。小说中正面夸赞高邮：“那高邮州的人物，生在一个今古繁华所在，又是河路马（码）头，不知见过多少世面……。”这对高邮的赞语很符合当时盂城驿、南门大街“繁华所在”，“河路马（码）头”的真实情景。关于蒲松龄对高邮和高邮盂城驿内幕的描述，本人曾在《高邮信息》2007年10月11日第7版作了详尽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请本文图片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