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汪曾祺先生九十诞辰

去汪老家串门

王安忆

去高邮，地图上少有的几行景点内，有汪曾祺故居，但只有巷名，不知在何条街上。问收拾客房的女孩知不知道，回答知道，是在某路上，并且说到那里只需问汪曾祺故居就成。于是出得门，先拦截一辆出租车，回说那街巷曲折，出租车难以周转，转而拦三轮车。高邮的三轮车均电动装置，驾车者妇女老人皆有，是主要交通工具。第一位三轮车夫神情茫然，第二架正路过，折回头说他带我们去。上得车，乘风前往，车夫说乘他的车是乘对了，因他是汪曾祺家邻居，还与汪家的孩子同学，甚而至于同班。心下不免有些疑惑，但看他的年纪，确可做汪曾祺的侄辈，也确是熟门熟路。左拐右绕。从无数相连的巷道中穿行，终于停在一扇门前，门边有“汪曾祺故乡”字样。门窗闭着，正以为不开馆，左右邻舍却有人出来，告诉说家里有人。那车夫抬手在窗上一劲地拍，并叫喊：有人来了！一时，门开了，邻居们便说：可不是在家！

门内拥簇着沙发，茶几，书柜，矮橱，一对夫妇，年在七十上下，让座与斟茶，原来是汪老的妹妹和妹婿。汪家当年的宅院，历经动荡变迁，如今只余下这前后套的两间，背着一小块天井，天井里颇为奇迹地贴墙筑一道窄梯，梯顶上搭一间阁楼，悬着，住汪老的一位兄弟。汪家人戏称是"皮凤三楦房子"--汪曾祺的小说名。所以，这里不仅是汪曾祺故居，也是今居，生活着汪老的亲人。壁上有四幅汪老作的花卉，是自家人的自娱自乐。那妹婿，人称金老师，一名医生，形状与风格都像汪老小说《落魄》里在大后方昆明开扬州馆子的扬州人，虽然开饭馆，却没有道中人的习气，像个“票友”。当然，金老师是好命人，未曾离乡，未曾弃业，现今退休，优游于汪曾祺故居的操持。凡来访者，都需留下姓名，记于一本专用的册子，然后将名姓通报高邮市委宣传部。这时，就又拿起电话，说是宣传部关照过的。

电话是打给一名陈老师，不时，陈老师来了。陈老师名陈其昌，写过“汪曾祺和文游台”文章，人和文有一种朴直的贤雅，不愧是汪老的乡人。显然是这里的常客，进屋即坐，吃茶聊天，聊的不外是汪老家的短长。忽想起那三轮车夫，打听是否真是街坊邻居，说正是，又问索要了多少车资，实言报出数字，满座皆斥道：要多了！神情中的不满恰似对巷内顽劣小儿。

晚饭是宣传部长款待，部长姓张，名张秋红，相貌十分端丽，而且态度娴静。她问道：昨日傍晚是否渡船去镇国寺？我说是呀！她笑道，昨日那时间她也在镇国寺，随游者说仿佛看见王安忆，不想今天在一起吃饭，真的有缘，错过了又来。这才叫串亲戚家呢，处处得主人的乡谊。

高邮尚未开发旅游，风物人情保持着淳朴。高邮湖一派古意，水面浩淼，夕阳下波光如丝。湖边泊了船只，脚夫们哼着号子，运的是新鲜芡实，浸了水，十分吃重。连接湖和运河的大桥上有恋人们流连，还有大人携了孩子，伏栏看桥下的浪涌。城内，训诂学始祖王氏父子的旧宅里开了书坊，讲的是扬州评话"乾隆下江南"。明盂城驿的马厩空了，街巷里廓依稀可辨盛时气象。龙虬庄史前遗址静寂着，园边的稻田是不是几千年前的稻种繁衍？此时又熟透一季，绒扎扎的一片。田间有小庙，仅一步进退，香烛俱备，侧墙上写一对联：看看世界到处合资，望望人心都想发财。又像是祀福，又像是讥讽，倒有汪老看世界的眼风。文游台楼阁上有汪老的留墨：稼禾尽观。不是沧海尽观，亦不是天下尽观，而是“稼禾”。汪老眼里的景色终也脱不去人和人的生计，“稼禾”且为万千生计之根本。（王安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高邮，我们共同的家乡

  范小青

许多年了，汪曾祺的一本书，一直就放在我的手边，书已经很旧了，这是出版于1987年的汪曾祺自选集，里边收有汪曾祺不同时期写作的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种文体的作品。我读其中一篇《涂白》感动不已，这是一篇写冬天为了防冻给树刷石灰的小文，只有几百字，甚至说不上是一篇散文或者随笔，差不多就是一篇说明文，却使我眼中蕴含泪水。这样的一种文字的力量，这样的一种与文字的缘份和感情，许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

已经记不太清是什么时候开始读汪曾祺的小说的，但是有一个印象却是十分深刻而又清晰，自从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后，有一个名词就深深地烙在了心底里，再也抹不掉了，这个名词就是“高邮”。

高邮是汪曾祺的家乡。到底是汪曾祺有幸，因为他生长在高邮，还是高邮有幸，因为她诞生了汪曾祺，我想，这两者必定是互补互融的，高邮与文人，几乎就是一个同义词，就是一种共同的现象，高邮可以是文人故乡的代称，凡文人成长或适合文人成长的土壤，必定有如高邮那般，能给人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感觉。

这就是高邮的魅力。一千多年前，高邮就已经是天下文人向往和贤集之处了，秦少游曾写道“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那时候，高邮的文游台，就是大家来了又去，去了来的地方，苏轼、孙觉、秦观、王巩……他们给高邮留下了诗文书画，留下了温润的气息，留下了高尚的品格，留下了文人之间纯净美好的相知相交和相敬。千百年过去之后，这样的气息，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交往，仍然在高邮的大地行走，仍然在高邮的天空回荡，它们象阳光雨露一般，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　

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汪曾祺和他的作品，裹挟着高邮的泥土气息，携带着高邮的历史沧桑，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今天，十位高邮籍作家，陆建华、子川、朱军、于宇、陈其昌、姜文定、周荣池、徐晓思、王玉清、张荣权，又执手相助，共同推出了《文游台创作丛书》。

《文游台创作丛书》，是高邮文人对“吾乡”的汇报和回报，是这十位作家交给“吾乡”的一份答卷，这份沉甸甸的答卷，饱含了他们对“吾乡”浓得抹不开的情感，透溢出“吾乡”养育出来的品位和气质，将汪曾祺开创的新时代高邮文脉延续、发扬、走向前方。

因为汪曾祺的小说，让我们这些本来与高邮并没有什么联系和关系的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与高邮的亲近，因为十位作家的丛书，又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走近高邮的机会。

秦少游的“吾乡”，又何尝不是天下文人的“吾乡”，它曾在千百年前吸引了许多文人贤士，又何尝不是今天的文人的精神的着落点。

在你的人生中，在你的心中，总有那么一个地方，无论这个地方与你是近是远，有多少距离，有多少间隔，这个地方是一定会永久地存留在你的内心深处的，就和你自己的故乡一样。(作者系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诗家汪曾祺

陆建华

汪曾祺先生以小说、散文名于世，写诗，于他只能算偶一为之，单独发表诗歌的情况屈指可数。他是性情中人，他之作诗、撰联，很多时候是兴之所至、率意而成。他的许多诗作隐藏在他的散文之中，他常常在其文思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之时，灵感突至，鬼使神差般赋诗一首，于是，诗文互见，越发美不胜收。更多的时候，他在与好友雅聚唱和时，应邀为风景名胜地题字时，面对热情的友人、包括素不相识的可爱的读者求画索字时，总是欣然题诗题联……试看他为众多友人量身制作的嵌字联，虽短短两句，却无不显示着真诚、真情、智慧与才气！

虽为即兴之作，但很少敷衍应付的世俗。

人们赞誉汪曾祺先生是集“国粹”于一身的“诗书画三绝”皆可称道的“中国最后一个文人”，但长期以来，我们大多仅止于了解与阅读他的小说、散文和戏剧，而作为文学大家的汪曾祺，缺少了诗联作品是不完整的，从某种角度看，汪曾祺先生的人品与文品在其诗联中显现得更坦诚、更真实，我们可以从诗联角度进一步加深对汪曾祺先生的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汪曾祺先生的诗联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不容忽略的文学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我们不仅可从他的诗联中读懂汪曾祺先生的为人，也一样可从他的诗联中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在已经收集到的汪曾祺先生的诗联中,旧体诗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与他自幼饱读诗书、在浓厚的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有密切关系。旧体诗因其对格律的特殊要求，不仅难写，也不如自由体新诗好读，所以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但汪曾祺先生的旧体诗不但写得好，也很少令读者有阅读上的障碍。与那种常见的“诗前序言一大片，诗后注释几十行，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八行”的今人写的旧体诗不同，汪曾祺先生的旧体诗很少有古怪生僻的字词，非到万不得已情况不用典，这就在今人写的浩如烟海的旧体诗中，显得独具风采。如：“山中一夜雨，空翠湿人衣。鸣泉声愈壮，何处子规啼？”《宿洪椿坪夜雨早发》）；又如：“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昆明的雨》）幽深的意境美，不落痕迹的锤字炼句功夫，加之明白如话，琅琅上口的民歌风，使其诗作既具有鲜明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特殊韵味，在风格上也与他的小说、散文一样平中见奇，淡而有味！似这样易读、易懂的旧体诗，是很容易地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汪曾祺研究会会长）

祭汪老九十冥寿

陈其昌

时值虎年元宵，是属猴的汪曾祺先生九十冥寿。公元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汪曾祺诞生于高邮县东大街科甲巷的一个读书人家庭，辞世于1997年5月16日暮春劲风骀荡的北京。他是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在北京京剧团工作，一直任编剧。亦曾任北京市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在海内外出版专集、全集30余部，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等。

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同扬州市市委领导谈及扬州文化名人时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汪曾祺是高邮人的骄傲，他不仅传承淮海清芬，再塑高邮文昌，使"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成为昨天的慨叹，而且给全国文坛带来还原一个令人神往世界的惊喜。汪曾祺的出现，把我们的审美习惯从八股的语境拉回到固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的凝视中。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天然的、没有雕饰的世界。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作为背景的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在这些作品中自然地谈吐，静静地讲述着属于过去、却又与我们相关的那个淡淡的梦。

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充满宽厚、挚爱真情、和谐意趣的“士大夫”，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一个充满话题的人。在他离开人世十三年后，我们相约纪念他九十寿辰，又一次与他“相逢”，观瞻他的容颜，重温他的深情，解读他的作品，感悟他的为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从汪老为人为文、按其所需求得习文做人的真谛。对于那些疏忽于传统文化而对创作困惑不解的青年来说，汪曾祺的存在和影响，曾使我们看到了通过精神王国的另一条途径。而对广大乡亲来说，汪老的“文章秋水芙蓉，处世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是飘拂的心旌，引路的丰碑。我们学习和讴歌他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精神和"德艺双馨"的情操，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美德，陶染文坛艺苑新人和风尚，亦激励家乡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推动富裕、和谐、幸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

生于元宵节的汪老感慨：“一事胜人堪自笑，年年生日上元灯。春回地暖融新雪，老去文思忆旧情。”待到乡贤汪老百年祭，他依然是乡亲的心旌与风范。

初识汪曾祺先生

 季红真

知道汪曾祺先生，是他的《受戒》。杂志拿在手里，人却傻了。他好像是从天而降，改变了我对当代小说的印象，也挑战了我解读小说的习惯。到了北京，听同学说起，知道他是《沙家浜》的编剧。回家告诉父亲，他说这是一个老作家，四十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我家两代人都是汪先生的读者，由此想到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多是由于文字的邂逅而结缘。汪先生走的时候，单位派我去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纪念会，没有能去送行。父亲也走了，我送他的时候满怀苍凉。时间倏忽而过，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情景仍然清晰。

1983年的春天，北京作协召开作家作品讨论会，事先寄来了作品目录，谢冕先生要大家每一个人做一个作家的评论。我一下就抢来了汪先生，读到了他当时发表的所有作品。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写江南水乡的小说，不能想象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仙，能够写出这样散淡的文字。开会的时候，终于见到了他，一个劲道的小老头，黑，眼睛很亮。在一起谈天，很快熟悉。我问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中药铺的事情，能写出《异秉》。他回答说，那家药铺就是我家开的。有人说起《晚饭后的故事》，问他要说明什么道理。我年轻，嘴快，抢着说，是表现人物变动的生活中不变的心态。他立即点头说，对极了！我问起他早年的创作，答曰有一本《邂逅集》。我冒昧地提出借阅，他立即答应，只是要求我保证，看过一定还给他，我自然信誓旦旦。当时，他还问我，是否认识朱德熙。我告诉他，朱先生是语言专业的老师，我是文学专业的学生，没有机会见到他。

那一次讨论会上，我提交的论文，主要观点是他笔下的人物的性格是传统生活与文化铸造的，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明显。还有就是他对市民人物有批判，对旧式的知识分子则偏爱多。有人借题发挥，抓住后面的话一通猛攻，我一下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汪先生很生气，涨红了脸，为自己辩护，说只是想写一些自己的朋友。其他的人也大不以为然，有人力挺那个帮腔帮调的挑衅者。我心中忐忑，以为闯了祸。回到学校不久，就收到了汪先生寄来的《邂逅集》，薄薄的一个小册子，纸张粗糙，封面被水洇过破损，面目已经不清。他在信里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孤本，千万不要搞丢。还说不要引用，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曾经是那个样子。可见是被改造好了，很有些悔恨少作的意思。这两点，我都信守承诺。书看过以后，立即挂号寄回。但是在信里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说是那样又有什么关系，谁没有过“荒唐继荒唐的年纪”？汪先生没有回信，我以为他生了气。不久《北京文学》发表了我的文章，也发表了汪先生的短文，里面提到对我论文的看法。用树与倒影来形容创作与批评的关系，认为有的时候，批评家看作家比作家自己要清楚。这让我既踏实又感动。汪先生没有中计，把我和引申者区别开来。而奖掖后进的胸怀，也可以看出他的大家风范。

斯人远去，风范长存。（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怀念汪曾祺

  周荣池

十年，岁月没有忘记一个老人的笑容，他的安闲与气度来自故乡高邮的滋润，并且以文字的方式得以永生。一个繁忙的年代，我们却始终没有忘却这个老人以及他的文字，这说明他属于宁静，而我们的生活也正需要宁静。对于我们晚辈而言只能结识纸上汪曾祺，一些事件也是书上读得的，但是这样的汪老也能很生动和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文革中的汪曾祺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三个字给黄永玉：要从容。这三个字让许多文人在那场“大人做小孩的事情，小孩做大人的事情”的运动中“打掉了牙和血吞”，然而他们在无奈中活下来，带着那个年代的记忆，生生不息。

尽管汪曾祺先生自己认为“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但是他并没有能逃掉被打掉牙齿的经历。高邮人说欠人家债，就要被下了家里的大门，而牙齿掉了也被人讥笑为“是欠了人家的债而被打掉的”，但是汪曾祺和血吞下去的牙不是因为欠债，而是因为无奈。这个被“补划”的右派在那个年代有他自己的无奈。

汪曾祺没有在哪个场合，哪一篇文章中粉饰过自己在文革中的生活，我们更不必为他粉饰什么。他在江青“控制利用”的政策下确实也曾经风光过，1970年，他甚至因为创作那出著名的样板戏《沙家浜》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江青对这个高邮人也是极为偏爱的，据汪曾祺回忆，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曾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却亲自签名送给汪曾祺一套。汪曾祺还得意地说过，自己是唯一一个敢在江青面前抽烟和翘二郎腿的人。但对高官大员，江青反倒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

有人说汪曾祺为文为人都很有沈从文的影子，并且找到了两个人的契合点：湘西的水和运河的水。但是沈从文先生是有些湘西人的爽直气质的，他可以干脆不去写小说--你们不是说我的文字是毒草嘛。而汪曾祺的性情就像被平原收拢的水，也有壮阔，但是始终不至于愤怒和凶险，他平和得有些无奈。

所以，汪曾祺注定要走这一段弯路，他恐怕还以为在江青写作组是找到了自己的春天。《芦荡火种》其实不是汪曾祺的春天，毛主席曾经说过：“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的火种怎么能燎原呢？……”芦荡火种同样也照不亮他的人生，沈从文一头扎进故物堆，这恐怕要比他智慧得多。

但他也是无奈的，并且他也并没有变节。他认为，他搞了一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他，但是突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因为他曾经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创作，那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他是被江青所利用的，作为样板团的成员之一，“文革”中的汪曾祺还曾经奉命到四川、西藏等地深入生活，但是在“三突出”（ 三突出原则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创作原则的束缚下，了无成果。

文革是中国文人的噩梦。在那十年浩劫中顽强活下来的，许多被指所谓“劣迹斑斑”的文人，只要他们真诚地忏悔，我们不应该再去指责他们，否则就是对苦难的不屑。历史既然无奈--在那场“大人做小孩的事，小孩做大人的事”的运动中，当事人又能怎么样呢。

汪曾祺与酒

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化验单后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戒了烟酒，再活个二十年是没有问题。这位老演员则说：“不抽烟喝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曾祺先生是认可这种烟酒观的。

有人称汪老是酒仙，这实在有夸大的意味，细数文坛名家，从古到今大凡是文人都似乎要与酒扯上关系的：斗酒诗百篇，把酒问青天，酒入愁肠等等。因此不是酒成就了人，而是诗人的气质与酒的气质相合--把酒临风，吟风弄月则再正常不过。汪曾祺之于酒有名士风度，这大概是受闻一多先生的影响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先生一手拿着烟斗，走上讲台，第一句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这个高邮学生在堂下也许明白了酒的风格就是名士的风格。

而他的这种风格也源自家学渊源。在汪曾祺先生回忆父亲汪菊生的文章中，这对“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爷儿俩，在汪曾祺十几岁的时候就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性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我对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邓友梅先生在回忆汪曾祺先生说他嗜酒但是不酗酒，这是说明先生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烟酒只是表现他气度的一种方式，他并没有借酒浇愁的意思，想要离开现实。相反，他寸步没有离开中国的世俗，在数十年生活的波涛中，他总愿意扮演一个平淡的老百姓。淡酒非无味，实在是香醇至极也。在竹海，酒后有人请他作画写字，他画了一幅后就执意不写了，他说，都说竹海的酒不醉人，哪里有不醉人的酒啊。说完就走了。因此在酒中，汪老是清醒的。邓友梅谈喝酒，他说与林斤澜、汪曾祺共饮，林斤澜有撞树的勇敢，他自己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但是汪曾祺至多就是舌头硬，从来不失态。

他是真的爱酒，喜欢边喝酒边聊天，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闹酒，他宁可不喝。他把酒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生活就是这样的真实，每一件事情都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他早上起来出门去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就到饭店打二两，坐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也不仅因为是他的风格，赵树理也这么喝酒。他这样喝酒也不是完全学习赵先生，实在也是因为家里人限制他喝酒。

他的生活是离不开酒的。一次身体有恙果真不喝酒了，朋友倒觉得他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而只喝了几杯啤酒之后，眼珠马上就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又灵敏起来。但是他依然是不贪杯。

先生的女儿回忆，“记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电视，谈到生态平衡的问题。爸说：‘如果让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有什么意思！’也许，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为伴。酒使他聪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斓。这在他，是幸福的。”

汪曾祺和大姐汪巧纹

 於晨逸

熬过灭顶之灾的汪曾祺的大姐汪巧纹及其姐妹终于走进了改革的春天。巧纹说——

曾祺收到一笔稿费80元，寄来40元给我花用。我花了20.5元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分别了30多年的姐弟俩想不到会在北京会面，我更想不到曾祺写文章出了名。

曾祺结婚之前曾经穷困潦倒得难以见人，决不再是生活无忧无虑的“黑少”。他结婚以后，在上世纪50年代干得心顺气畅的时候，是位十分孝顺爷娘的孝子，常常是每月寄60元回家，相当高邮老家两个人的工资。他受处分以后，工资连降3级，仍然一次寄40元给家里，虽不再是按月寄，这钱包含汪曾祺夫妇的孝心和爱意。因为曾祺的问题瞒住爷，爷对寄钱的变化感到纳闷，家里人说，大哥已有三个孩子了，小家过日子也不容易。1959年春节前，曾祺又寄来16元，汪菊生更感到不解，有困难就不要寄吧，从来没有寄过这零碎的数字。曾祺的弟妹在大哥来信中得知，这16元是刚发下来的烤火费，在沙岭子农科所劳动睡大炕无须交烤火费，因此就寄回家。这哪里是钱？这分明是曾祺送给亲人的暖手暖脚暖心的小铜炉。

就在巧纹、曾祺最困难的时候，曾祺没有忘记江边那片萧索的芦苇，大姐犹如芦苇，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着，你要挺住，一家全靠你呀。曾祺寄十元、八元给大姐，也只是表示一点心意。

汪曾祺收到一笔80元的稿费，寄了40元给巧纹，让她买些东西吃吃。巧纹收到信和钱，思念弟弟的情感倍增，一转眼，已有33年多没有见面了。她决意去京与曾祺会会，为防多年不见不认识，他与曾祺约定，巧纹带着大外孙、十来岁的陈泳，白脸皮、黄头发，在车站门口见面。巧纹到了北京，汪曾祺和子女去车站接人。曾祺一眼就看出了瘦瘦的、颧骨微现的巧纹大姐，巧纹一看就认出长得很像祖母的曾祺，根本就没有用得着接头的“记号”“小黄毛”。

巧纹抵京的这一天，是1980年7月11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但是，巧纹的北京之行，这姐弟俩久别后的重逢，叙旧，忆亲，询问，解答，以至巧纹为爷不让她上高中的耿耿于怀、溢于言表的情感，等等，都把曾祺引入了梦故乡的多彩梦境中，家乡的一切是那么美好、亲切，清晰得可见可知，可抚可思。一个月后的8月12日，汪曾祺的《受戒》问世了。

巧纹在北京20多天。曾祺白天到京剧团上班，晚上回来做菜给姐姐吃，有家乡菜、汪家菜，也有巧纹不吃的色拉。汪曾祺、汪朗等陪着巧纹等人满北京“玩”，汪朗说，大姑难得到北京玩，一定要尽兴。巧纹多年的苦日子熬成的一种郁闷，在这里也绽放出心花，做梦也想不到会在北京与曾祺重叙亲情、乡情、手足情。有的时候，60多岁的巧纹也很悲观，她说，到北京来一次是一次。曾祺劝她要乐观、旷达，前两年粉碎“四人帮”后让他检查，他心里也郁闷，也埋怨，但是自己不是“四人帮”的哈巴狗，心里有底，振作精神朝前“过”，好日子等着我们哩。

巧纹的北京行，汪曾祺儿子汪朗的高邮行，以至汪曾祺应高邮县政府之邀重返已离开42年的故乡。巧纹有机会再会晤侄儿汪朗，尤其是姐妹们在高邮老家重聚首，更使巧纹深切感受到的沁人心肺的欢愉与悲情的交响。姐弟俩去外婆住的杨家巷，寻觅巧纹的带路人杨遵庆五姨的芳踪。去拜访老师。曾祺说，过去高邮的湖西没去过，运河西堤也没去过，于是，姐弟俩带着小妹陵纹，在初冬的寒风中去了一趟运西的湖滩。三人的头发被风吹乱了，芦花放白了。苦日子已经熬到头的巧纹，附和着曾祺的话，希望处于婚姻困境的陵纹应该有自己的新生活，恪守优良传统的小妹应该有可以栖身怡性的新的港湾。曾祺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及其晚辈，都是一往情深。巧纹说——

曾祺为我的题词：“灯火万家巷，笙歌一望江。”苦日子在他笔下，也是笙吹弦诵的升平景象。曾祺是继承爷衣钵的人。我为他写文著书叫响文坛而高兴。想不到他会“走”在我前面，辞世这么突然。

曾祺三次回到高邮，第一次与第三次都与巧纹有较长时间的欢聚。第一次从高邮返京时，曾祺又在镇江饭店小住两、三天，同巧纹一道看望了两位终身未嫁的堂姐汪璧、汪藻。堂姐说，曾祺年青的时候是长脸，长相像三爷，上了岁数以后，脸变得团了一些，嘴及下巴越来越像祖母了。她们谈受戒，也谈小和尚的“爱”，因为曾祺小时候有个法名叫海鳌，问小和尚是不是写的他自己，曾祺予以否认。巧纹也吃不准，说曾祺这个“黑少”，作怪得早，有时是“单相思”，有哪个女伢子会和他“好”起来。曾祺不想交底，只是问堂姐，小时候的曾祺和巧纹，哪个长得好看。堂姐夸曾祺少年时确实英俊。话说多了，又提到曾祺的癞痢头。

曾祺去过巧纹住了多年的万家巷62号的住处，那是巧纹含辛茹苦支撑起韩家门户的象征。曾祺不想让大姐老是悲苦、忧郁，便给巧纹画了兰桂图，描绘的是“兰叶春如水”的盎然生机，又为大姐题字：“灯火万家巷，笙歌一望江”，引导大姐的思路走出小巷一隅，嫁接在繁花似锦的长江两岸。那次，对外甥外甥女也流露着舅父的关顾。十多年后的1997年，企业改制，下岗的外甥遇到困难，曾祺寄了三千元给巧纹大姐，其中两千元支持小外甥开包子店。同年5月，巧纹在大床肚内发现爷用过的一个海梅笔筒，孩子争着要玩。巧纹说，这是爷用的东西，应该交给继承爷衣钵的曾祺，去北京的大媳妇将它交给病中的曾祺，想不到曾祺说“走”就“走”了。